新京报：你是负责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生。高层领导抽烟情况怎样？
黄洁夫：高层领导抽烟的情况比较少，很多领导都不抽烟或已经戒烟。邓小平同志在晚年生病时也戒烟了。
新京报：领导干部有和你咨询戒烟的吗？你给他们提什么建议？
黄洁夫：地方领导都会和我讨论抽烟的事情，以前他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比如他们说吸烟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预防非典、可以延长寿命等等理论。这几年，这种情况大大地减少了。我调研的时候，地方领导没有在室内抽烟的。
新京报：有统计说北京近三成学校周边百米内有烟摊。有人说政府应该禁止校园附近的小卖部卖烟？
黄洁夫：我向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根本的方法，控烟是应该通过教育的方法而非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比如学校和老师应该在学校对青少年介绍吸烟对身体的害处，这是根本。
谈医改
公立医院改革须引入竞争机制
新京报：女孩怒斥号贩子的视频，您看了吗？当时有何想法？
黄洁夫：有人把这个视频转给了我。看了后，很让人气愤。
但我们要考虑，为什么社区医院没有号贩子？这也是我国医改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优良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及结构性的矛盾。简单说，大医院集聚了大量优良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沉不到基层去。
新京报：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黄洁夫：医改从执行层面上，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关注不够，民众“看病贵、看病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我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
新京报：医改措施的执行，在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黄洁夫：很多医改措施大多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落地。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有20多家，“九龙治水”，理念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医改的阻力，博弈各方都习惯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违背卫生经济学规律，经常事倍功半或无疾而终。
新京报：有哪些解决办法？
黄洁夫：今天中午吃饭，医卫界别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告诉我，号贩子出8000块来买他的号，他拒绝了。这号贩子不死心，找到了这个医生带的一个博士生，出3000块。我就想，为什么不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京报：具体来说呢？
黄洁夫：我国的公立医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动高收入”的运行模式，现在大型医院业务收入每年以10％－20％的速度增长，医药增长远远超过GDP发展与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与医保支付的钱，有相当比例均花费在虚高的医疗商品价格上，这种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难以持续的。
我以前说，我国没有一家真正的公立医院。因为医院要自己挣钱，因此有逐利的性质。这导致了医生给开高价药物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都是为了创收。
我国“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推动医改中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新京报：政府的角色应该怎样转换？
黄洁夫：政府的作用是“监管市场与支持创新”，而不是“计划性经济手段干预”，有些措施被证实阻碍了医改目标的实现，需要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