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轻处罚受哪些因素影响？
对于《刑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此前曾表示，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情节被认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自首、立功、揭发以及认罪悔罪态度、退赃表现等，而此前，落马官员在审查及庭审中的表现也同样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
江苏某地一位检察官表示，涉案数额是基础性的标准，如果有自首、立功等情节都会考虑从轻处罚。
记者注意到，法院对多位获刑高官的判决意见中都有如下表述：法院审理认为，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赃款赃物全部追缴，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就是个典型例子。去年10月12日到13日，李春城、王永春、郭永祥和蒋洁敏被密集宣判，受贿金额接近4000万并非最少的李春城在四人中获刑最短，其因受贿罪获刑12年，因滥用职权罪最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法院判决显示，李春城在受贿犯罪及滥用职权犯罪方面均有重大立功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和减轻处罚。
3 为何受贿额相近而刑期迥异？
梳理发现，受贿金额、情节相近的高官在量刑上也存在迥异的情况。
与多位高官受贿千万获刑12年的情况不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1132余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认为，季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赃款赃物全部退款认罪悔罪，可从轻处罚。
上述刑庭法官告诉记者，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即使是坦白，有的可能坦白一小部分事实，有的可能坦白内容较多；基于金额和犯罪情节，合议庭在具体量刑中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出现差别是允许的。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副教授雷小政认为，除了受贿金额和犯罪情节外，还要考虑其行为对被侵害客体、公共利益等的影响，公开报道中这些影响有时很难通过具体数额和情节表现出来。
这种说法得到多位专家认同，称这些犯罪过程中“看不见”的影响会在量刑中发挥作用。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就曾当庭翻供，他最终因滥用职权和受贿283万余元，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十八大后受审的省部级高官中涉案金额最小的，也是唯一提起上诉的。
4 都是判无期为何金额差距大？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分别是周永康、刘铁男和王素毅。其中，受贿额最高的1.3亿，最少的1073万元。
2014年7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因受贿1073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称，王素毅归案后 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王素毅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60后省部级官员，同时也是十八大后最早被判刑的高官。
刑法学家洪道德表示，与之后涉案金额相近但被判有期徒刑相比，王素毅被判处无期徒刑看起来“略显突兀”，但审理此案的北京市一中院在审理大要案方面相当有经验，因此这一结果可能与判决时间有关。
上述刑庭法官也表示，对于判决结果要分阶段来看，《刑九》出台前，在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尚没有任何变化，而在《刑九》施行后生效的判决则要考虑数额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些年经济发展，加上通货膨胀影响，现在贪污受贿的金额也在大幅提升，很多落马官员涉案金额动辄就上千万”，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认为，因大量大额案件出现，法律在量刑方面有减轻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