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不了解实际的司法状况，也没有实际的办案经验，对这种案子的申诉难度没有预估，不知深浅地走进来，才发现水深不可测。我被深度“套牢”了。
求援
有律师说到代理先谈钱
新京报：在给陈满案申诉过程中，你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程世蓉：我不是律师，我给自己定位是“二传手”，申诉过程中我在中间不断传递信息。向司法机关请求再审，向律师和法学专家请求援助，向社会公众呼吁支持。
新京报：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程世蓉：我花了几个月把陈满案卷宗仔细研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整理成脉络清晰的案情介绍和分析文本，然后上网“骚扰”一切能找到的律师。把求助过的每位律师名字整理成文档，十年下来，名单里有几百人。
新京报：当初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程世蓉：大多数没有音信，有位知名律师回复我，说这案子不太乐观，需要新的证据，否则很难翻案。还有律师说愿意给陈满代理，但先要付5万元代理费，没钱？甭谈。
新京报：你自己也向最高检、最高法递交材料，为陈满案喊冤。
程世蓉：我直接向两级法检机关寄发特快专递18封，挂号信7封，托人给最高法、最高检转交材料3次，3次到最高法反映情况。第一次是2004年12月21日，早晨6点不到就出门，转乘2趟公交车到最高法。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新京报：这些行动反响如何？
程世蓉：2005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的三位官员做客新华网，我向最高检渎检厅陈连福厅长反映陈满案，之后就有长达三年的交流。我还和最高法副院长苏泽林有过邮件的交流。
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介入，让我一度觉得有希望能尽快翻案。
波折
改变策略 转向求助公众
新京报：后来出现了周折？
程世蓉：2009年5月，陈满父母收到最高法院的信函，决定对陈满案不提起再审。最高法的这道门关上了，我很绝望，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新京报：你已经上了年纪，最困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
程世蓉：陈满的父母眼巴巴地盼着我，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每隔几天就给我电话，有时不敢直接问进展，只是给我请安。我能忍心放弃吗？
还有陈满的同学和朋友，前后捐了10多万善款，他们是我召集起来的，每笔捐款我都记在本子上，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失望。
新京报：司法机关这条路断了，你又想了哪些办法？
程世蓉：我改变了策略，转向求助公众。2011年我专门为陈满案开通了微博，还写了首打油诗：“只为有话今开博，唯信神州侠士多。阴霾定有散开日，不信神马浮云说。”
在微博上，我主动加了很多法律界“大V”，经过2年多的坚持，得到一些有影响的律师和媒体记者对陈满案关注。2013年10月，我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陈满案的案情介绍，阅读量有4.5万，能有这样的关注度我已经很知足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陈满案有了真正转机？
程世蓉：2013年7月，这个案子进入“洗冤行动”的视野，以李金星为主要推动力量，成立了一支志愿队伍。专业律师团队介入后，召集法学界、律师界、媒体界40多人开陈满案研讨会，在海口声援陈满案的自行车慢骑活动，向相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信等。
2015年2月16日，陈满的律师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平反
稻草叠加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