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此前在智库就职的研究方向,正是半导体供应链以及美国半导体政策。

从2019年起,他的观点开始成型:最先进的AI芯片是训练最先进算法的基石,控制了最先进芯片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能固化领先优势。
这种观点,成为了催生拜登政府《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对华限制措施的一环。
赛义夫·汗的观点为什么能获得美国政府的高度认可?这正是来自于其他相关研究报告带来的隐忧。
它们分析了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包括研发投入、人才培养、产业优势等等,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将在10年内,取代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赛义夫·汗的观点无异于提供了一剂“解药”:它不仅“缓解”了美国对被超越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它为全世界制造了一种新的焦虑——算力焦虑。
想要发展人工智能,就需要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而这一芯片,牢牢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换句话说,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程度,取决于拥有多少英伟达的GPU。
在这个过程中,英伟达和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在为这个叙事“添砖加瓦”:
AI正在高速与世界上的各个行业深入融合,真正的AI时代很快就要到来。
这种描绘方式并不新鲜,正如有评论形容,“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了8次——元宇宙、Sora、室温超导等都曾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当然不否认下一个时代会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但真的有那么快吗?
在部分机构的报告中,英伟达的GPU仿佛是通往人工智能时代的门票,算力的缺口每天都在扩大,随之带来的,就是对英伟达GPU的需求,而英伟达的股价,也在不断涨高。
“唯算力论”能否扼住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咽喉”?
凡事物极必反,不同的看法正在涌现。
麻省理工一位研究人工智能的教授指出,今天的资本市场对AI的追捧已经显得有些过热。
他还专门做了一张《AI炒作周期图》,梳理了AI技术在几十年间反复经历失望与再起的循环。

从上世纪的神经网络,到AlphaGo的震撼,再到如今的ChatGPT,每一次高峰都伴随着巨大的期望,但最后,很多预期的承诺都无疾而终。
而这一次的“唯算力论”,也迎来了冷思考——就是前文中提到的,DeepSeek的出现。
在2020年至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眼中的中国,是一个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后来者”。
但2023年底,报道的口风开始发生变化。

这些研究机构总结称,美国的算力限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由于无法直接获取顶级的算力,中国的研究机构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算法创新上,目标是用更少的算力实现同等甚至更高的性能。这是美国所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