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谈“贩毒”母亲：法理和情理的纠葛(2)

李芳家中存放的氯巴占

一个一心只想救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撞到法律的高墙之上，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

一边是国法对毒品的零容忍，一边却是患儿母亲让孩子“活下去”“药不要停”的最单纯的想法。现代法治社会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管理机制，行为的目的是善良的，但很可能因为触犯专行的行业制度，从而触发刑事责任。特别是精神药品管制又横跨医学、卫生管理和刑法三个领域，逻辑演绎丝丝入扣的“三段论”，放到了具体个案当中就引发了法理和情理的冲突。

严肃的法律恐怕也很难直面母亲那句“可我不想让龙龙被淘汰啊”的叹息，

我们也看到警方办案的暖色，警方并没有扣押“走私毒品”的物证——氯巴占，还是给孩子留下了药。

这一幕法与情的纠葛似曾相识，2018年大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将确有临床疗效的“进口假药”的伦理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也促进了医药、司法政策的改变。“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明确，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外，司法政策也有不把所有涉精神药品都归为涉毒犯罪的指引。

法律是严肃的，法律也应该是精准的，以及带有温度的，像李芳以及EIMFS的病友，哪怕本身代购、销售、运输了违法的精神类的药品，仅从形式要件上看，满足了涉毒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应该从当事人的客观用药需求、涉案药量、有没有高价转卖牟利，以及是否造成精神药品被作为毒品滥用等方面做出全面分析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