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名录》的调整，一升、一降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依据？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教授、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张正旺说，《名录》的调整主要依据濒危性、珍贵性、相似性、预防性、兼容性和关注度等六个方面的原则，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动物的升级或者降级往往都是同时满足若干个原则。他解释：“濒危性原则，首先要考虑濒危状况的一些风险；珍贵性原则，它在生态系统以及科研文化和社会中的价值；预防性原则，尽管它有一定的规模，但因为过度利用，导致种群下降非常快；相似性原则是为了执法方便，因为有些物种只有专业人员能够分出来，一些公安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分不出来，我们把这一类列入《名录》；关注性原则，是指社会广泛关注的、需要进行保护的物种，我们将其列入《名录》。”

蒋志刚介绍，《名录》调整既要合乎目前保护形势，又要对野生动物物种生存状况进行客观评价，用科学数据来支撑保护级别的调整，甚至有些时候还不得不考虑实际。他说：“我们还参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该名录是环保部与中国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其对于某物种是不是濒危、有灭绝的风险还是很安全等，有一个测量的客观标准。”

此次《名录》的调整是我国32年来的首次大调整。专家学者究竟为《名录》的调整进行了怎样的论证和研究？从《名录》到“保护”还有哪些路要走？

经国务院批准，原林业部、农业部于1989年1月14日首次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明确了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但发布至今32年，除于2003年和2020年分别将麝类、穿山甲所有种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外，没有进行系统更新。张正旺教授表示，在这期间，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关部门组织各领域专家组进行过多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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