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顺义等地的疫情当中，新冠病毒除了通过港口的货物传人，还潜伏在无症状感染者身上，在跨国往来中得以避开重重的核酸检测，最终导致更大范围的传播。而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冲击我们的防控体系，对接下来的防疫工作会带来多大挑战？

冯子健告诉本刊，无症状感染者导致的传播风险肯定是有，但目前很难说会大很多。他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也曾介绍，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占相当比例，目前在国际上已初步形成共识，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能够作为传染源进一步传播，但是传播效力相对较低，和有症状的病人、患者比起来，传染性相当于其1/4至1/3。

“但随着全球新冠大流行的持续，而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它感染的人越来越多，这个疾病的多样性特征就会更多地表现出来。比如潜伏期长的人，本来占的比例极小，如果感染人数少的话，我们遇到那种潜伏期长的人的机会就很小。如果随着大流行的持续，感染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罕见事件被我们碰到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冯子健向本刊分析称。

无论是石家庄，还是大连、顺义，这些地方局部暴发的疫情都来自境外输入。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徐顺清教授告诉本刊，在疫情控制方面，全球是命运共同体，我们不可能说我们防控得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虽然在疫情期间，各国之间人员、贸易等方面的交往减少了很多，但是联系还是比较密切，对外的交流也没办法完全切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控制不好，中国要独善其身也很难。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城郊村的防疫压力

尽管此次北方疫情的风暴中心河北石家庄仍未找到“零号病人”，但根据病毒的基因测序和流调工作，这次疫情的源头指向了境外，而且通过机场输入的可能性很大。1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发文称，对石家庄和邢台两例新冠肺炎病例样品进行基因测序发现，两例病例很可能是同一来源，病毒可能起源于之前发现的俄罗斯毒株。

冯子健告诉本刊：“石家庄的疫情虽然发生在农村，但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个口岸地区。虽然石家庄的病毒是不是来源于机场，目前还没确认，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发生疫情的村庄离石家庄机场并不远，而且他们也有人员在里面工作，不过到底是不是跟机场的人或者货物有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2021年1月7日，石家庄，出入石家庄的高速口还处于封闭状态。

很多人还注意到，和我们在武汉取得的经验不同——武汉乃至湖北的疫情，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区——这次北方的疫情大多发酵于农村地区，而且根据徐顺清的观察，主要是在城郊村。

徐顺清认为，城郊村是各级防控体系当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这次石家庄疫情就暴露出了村级卫生体系早期病例的识别和发现能力不足问题。“其实受限于农村的条件，村卫生体系长期以来承担的公卫职责就是很有限的。村卫生所大部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专业能力也相对有限，只能完成一些很简单的任务，所以村里没办法做到像城市社区的医院那样。而感染者发现一旦晚了，病毒就可能扩散开来。”

徐顺清还告诉本刊，现在很多农村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绝对偏远的地方，比如这次暴发疫情的这些村庄，大部分都是在城郊一带，都是离城市比较近的，它的人员密度和流动性也不低，加上它跟城市的交往非常密切，这就给病毒的扩散提供了有利的人际条件。两重因素叠加之下，这些村庄就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

2021年1月10日，石家庄，许多小区紧抓疫情防控工作，打出公告牌禁止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入小区。

“任何疾病的传播，特别是人传人的疾病，都会受到人口的密度，人口的结构，还有人际混合和人际交流的方式的影响。凡是有人群聚集，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人群聚集，它都会增加疾病传播的机会。”冯子健告诉本刊，“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采取措施很早，到1月23号以后，全部就封锁了，整个交通也都停摆，人和人之间的接触也已经显着地减少，病毒还没有完全出城，所以农村地区才没有成为重灾区。”冯子健说，虽然农村地区相对城市的人口密度更低，居住更为分散，但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在疫情发生地区，婚丧嫁娶等人群密集型的活动应该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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