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中国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但是疫情比较复杂，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此外，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因此，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建设。有些国家不愿意轻易违约或者申请债务重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未来在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能力。与此同时，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依靠多边主义，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至于一些对立面的说法，周小川称：“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唱高调，或是自己主张请客，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拉倒了。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你们去出钱，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有一些议论，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将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周小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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