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精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敌视，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抑制了这种敌意的扩散，开明派精英则大力宣扬与中国接触有利于最终和平演变中国的主张。从整体上说，美国对这种主张一直将信将疑，美国体制的复杂性构建起对华接触加防范的政策平衡。但利益始终是主导性的，对华关系的利益扩大支持了接触论。

反恐战争之后，大国竞争意识在美重新得到强化，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接触论已经不断遭遇挑战，“亚太再平衡”就是这种变化在美国对华战略上的反映。中国崛起逐渐到了美国战略忍受力的临界点，特朗普政府有着民粹主义的出身，而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把问题简单化，标签化，只顾其一不计其余。华盛顿将中国断然确定为美国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出现根本性反转。

宣扬中国拒绝配合美国的接触政策做出自由化改变而导致华盛顿最终对华翻脸，这更多是美国政治精英们促进对华政策转向的动员方式。事实上美国从没有形成过能够成功“改造中国”的真正信心，利益和他们的“理想主义”一直复杂地交织着。而最新变化的根本推力来自于美方对利益有了新的计算公式。

美国过去没有面对过中国这样发展快且潜力无限的庞然大物，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真的有些慌了。冷战思维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考量从是否有利于美国繁荣的角度彻底调换到了将如何影响中美力量对比的角度上去。美国的霸权利益在中美关系体系中被置于绝对压倒性的位置上，中美交往的巨大经济利益降到了次要位置。华盛顿好像突然回到了20世纪，它陷入仿佛“惊醒过来”一般的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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