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之后，香港和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贫富差距加大，加上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年轻人在性格上也变得更加“自我”。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的未来没什么希望，香港经济发展得好也分不到什么，所以搞垮也就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他们愿意“揽炒”(同归于尽)的原因。现在很多工作没有年轻人愿意做，比如建筑工人、船工，待遇其实不错，但是比较辛苦。我想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拼搏精神了。

环球时报：反对派和示威者声称走上街头是因为不满香港的民主水平。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说法？

霍震寰：我不相信西方式民主完全适合香港。香港的民主进程需要认清一个前提，即香港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我们选出的特首当然要得到国家认同，否则只能对香港不利。事实上，2014年我们曾有过一个非常适合香港的普选方案，但可惜由于泛民的反对流产了。

我认为在香港民主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一国两制”。现在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对如何在“一国”下发挥作用却思考得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应该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承担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不能成为外国渗透影响中国安全的“棋子”，尽管在当下暴乱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外国势力的影子，但我想说的是，“颜色革命”在香港、在中国一定没可能成功。

环球时报：如果社会继续动荡，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商业大都市的地位造成什么影响？

霍震寰：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否则投资者会丧失信心，进而导致资金外流和人才流失。过去几十年，香港成功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吸引全世界各个行业的人才，我想如果动荡长期持续下去，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移民，届时香港还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知道，现在想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很多，新加坡很愿意承担这个角色，伦敦也在争取。难道我们要自己把自己搞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