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记者用长镜头拍摄的“洋指挥”。来源/环球网）

近日，在香港围绕修例发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冲击活动过程中，西方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如果没有美国有关组织与机构的高强度援助，黑衣人示威者做不到在社运技战法上的专业化和持续对抗，更做不到在文宣、网络动员、制服化装备与现场暴力手法上的精巧化以及对法律证据、责任的最大化规避。

比如，从现场曝出的细节来看，一些暴徒能够熟练地把警方的铁马翻转过来，并迅速把三个铁马捆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铁架，不仅以此布阵堵塞交通，更以之为武器，攻击警方防线。

他们的准备相当充分，事先带备手套、口罩和黄色头盔，准备了很多攻击性凶器，并在暴动地点附近安置了一系列的补给站，也有清晰的撤退路线，还准备零钱买单程票，避免留下痕迹，更有“抗争手册”提供法律支援路径。

如此训练有素，足以说明暴力背后存在组织和预谋。

英国作为反对派的“旧式老板”，其给反对派打下的制度与社会基础是非常“厚实”的。

其一，英国撤退时笼络控制的管治精英与社会精英仍然在香港掌握相当强的权力资源和话语资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英国长期殖民留下的殖民地制度与文化，对回归后部分香港青年的价值观产生了相当影响；

其三，英国议会部分议员及政客与香港反对派建立了“政治连线”关系，比如某些英国政客的公开支持性言论就给香港反对派释放了非常错误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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