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7日报道（文/田曾佩）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作为一名中苏、中俄关系数十年发展进程的亲历者，回顾这段历史剧变，心中充满兴奋和激动之情，同时也深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和呵护。

1951年，中国共青团中央选派22名青年工作者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并在莫斯科学习了一年多时间。1958年，我被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苏欧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苏欧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一直与苏联和俄罗斯打交道。离休后，依然少量参加有关中俄关系的活动，与一些俄罗斯老朋友保持联系。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与俄罗斯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与中苏关系正常化艰辛谈判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苏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起，大体上可以说是十年友好结盟，十年关系恶化，十年对立为敌，十年缓和改善。

上世纪80年代，中苏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趋向缓和、改善。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客观上为中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正面反应。接着，向苏联传递信息，提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争取让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苏方也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样，双方就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一共进行了12轮。双方围绕“三大障碍”问题针锋相对，进行了艰难的讨论。但是，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已有所不同，双方都比较心平气和，正常讨论问题、交换意见。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从10月举行的第九轮政治磋商开始，苏方态度逐渐更趋积极，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在1988年6月举行的最后一轮政治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副外长级的讨论。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双方副外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这次会晤的结果是很积极的，直接影响到后来启动中苏高级会晤的决策。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我和苏方的罗高寿副外长彼此都很熟悉，每次谈判的时间都很长。最后一次谈判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原定的晚宴一再推迟，后来索性改成工作晚餐。双方边吃边谈，吃完饭后继续会谈，一直谈到半夜12点结束。这次，我们达成内部谅解：双方都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公开对柬埔寨问题表明立场。他说，我们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高级会晤。此前在北京举行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双方工作会晤，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问题上相互了解的范围，同时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9月20日，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苏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商定中国外长访苏，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

1988年底、1989年初，两国外长进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具体准备。经过多轮会谈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9年，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晤，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这样，两国之间就建立起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1988年8月28日，中国副外长田曾佩（右二）和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马俊田摄）

见证中苏中俄关系历史性过渡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崩塌，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指示不同苏联搞意识形态争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成为建立新型中俄关系的基石。

1991年12月25日下午，以外经贸部长李岚清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下榻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招待所。当晚，戈尔巴乔夫就在电视上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

27日，李岚清团长会见俄罗斯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转达我国领导人的口信，通报了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俄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俄方反应积极，当即安排外长宴请，并进行副外长对口会谈。

俄方出面的新任副外长库纳泽，原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他感谢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及对俄罗斯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支持，并表示赞同中方对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设想。我当即提交了《会谈纪要》草案的中、俄文本。纪要共有六条：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过去两个《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承诺继续履行苏联同中国签订的各项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俄方重申台湾问题上支持中方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双方表示愿在政府各个部门、在各种级别上发展友好关系；双方肯定两国边界谈判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将尽快履行中苏边界东段协定的批准手续。

会谈进行顺利，通过了中方提出的草案。最后，在纪要签字的问题上出了点小意外。库纳泽说，他没有得到授权，不能作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签字。我说：“那我们就代表双方外交部签字。”库纳泽也不同意。最后，双方决定向领导报告请示。28日下午，俄方告诉我们，库纳泽可以代表政府签字。

29日，双方在俄外交部正式签署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圆满解决了中苏、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这个纪要当时成了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在签字仪式后，俄方莫尔古洛夫一秘私下向中方同事表示，下一步该考虑领导人访问了。他的意思很明白，是指叶利钦总统访华。莫尔古洛夫现为俄外交部主管远东的副外长，也是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成员。

筹备中俄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

1992年1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中方同意与叶利钦总统进行双边接触。会见中，叶利钦表示，他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李鹏总理说，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双方都认为，这次在国际会议场合的见面是一个好的开端。

3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应邀访华。会谈中，科济列夫表示，去年底双方签署的《会谈纪要》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俄中关系不是从零开始，因为过去俄联邦就坚决支持苏中关系正常化。科济列夫还特意向钱其琛外长透露，叶利钦总统在纽约就曾说过，应该去中国访问。我方表示，中国方面欢迎俄罗斯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华。这样，叶利钦访华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多次摸底接触，8月下旬，俄方正式提出访问的建议日期。

10月，俄副外长库纳泽来访，与我就叶利钦总统访华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双方着重就高访的政治文件交换了意见。俄方强调此访的重要意义，提出要签署一个两国关系条约。中方表示，现在我们不搞条约了，一般都发表联合公报。俄方称，中苏之间已有两个联合公报，而且“公报”这个词在俄文中只是新闻消息稿的意思。故此，俄方又提出搞“联合宣言”，认为这样比较庄重。中方没有接受。为了表示诚意，我方提出文件可叫“联合声明”。俄方坚持“联合宣言”的名称，未取得一致。

在相互交换高访政治文件草案之后，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局长率先遣组来北京商谈文本，“宣言”或“声明”的问题仍未解决。记得有一天中午，周晓沛副司长抱着《俄汉大辞典》来找我，说俄文“декларация”有两种解释：一是宣言；二是（外交）共同声明。既然“декларация”有“共同声明”的意思，不妨同意俄文的表述，而中文仍保留“联合声明”的名称，可以两全其美。我同意用这种变通办法进行技术处理，并向上作了汇报。对此，俄方也完全赞同。双方还就具体操作细节达成“君子协议”：当叶利钦总统提到政治文件的名称时，俄方翻译成中文“联合声明”；而中国领导人讲到“联合声明”时，中方翻译成俄文“联合宣言”。

1992年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由于双方精心准备，叶利钦总统的这次访问很成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消除疑虑，相互改变了看法。在访华之前，叶利钦公开对记者说，他对此行感到“忐忑不安”。可见他内心有疑虑，尤其对同中方能否谈得融洽，没有把握。我们方面也不无担心。实际上，两国领导人一见面，一谈友谊，都把情感上的好恶及意识形态的是非放到一边了。会晤中，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谈得相当投机。

俄罗斯总统的这次首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双方总共签署了24项文件，而且多数是重要领域的具体合作协定。叶利钦说：“这是创纪录的，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从1992年俄罗斯总统访华开始，中俄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通过直接接触，消除彼此隔阂，增加相互了解、信赖。中俄双方重新承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再到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直至开启新时代“背靠背”战略合作。在当今世界大乱局、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中国和俄罗斯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对双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和平稳定也至关重要。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如今我将进入“90后”行列，一般对外活动都不参加了。但是，仍应邀担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顾问和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并积极出席有关友好活动，与俄罗斯老朋友见面叙旧，这也算是尽一点心意、老有所为了。我衷心希望并坚信中俄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世代友好！（作者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党委书记、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