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实行政府与企业结合的有效模式。“一带一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这一强大的模式，国家发挥战略指挥和监管作用，指导项目规划、投资方向、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源调配。国有企业发挥“主力军”作用，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和项目建设能力，承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放眼世界，只有中国能有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规划和实施能力，完成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管理运营。

第三，着眼长远效益。基础设施建设可成为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但在最初阶段往往因缺乏短期经济效益而不被看好，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初期就曾遭到多方反对。“一带一路”不是短视的行为，而是拥有长远眼光的倡议，很多目前看来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风险较高的项目，最终将在5年、10年甚至20年后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四，务实灵活推进项目建设。对于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印尼等国出现分歧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愿根据不同国家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方式对待，同有关国家重新商谈经济合作方式和投资细则。对于一些合作伙伴同中国企业产生的商业纠纷，中国采用务实的谈判方式，并引入第三方调解和仲裁手段，逐渐摸索出解决争议的成熟办法。

第五，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同以色列合作建设港口，伦敦成为欧洲人民币交易中心，这些合作都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相比于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苛刻条件，中国从不设定任何前提条件，从未要求任何一国提高社会支出，也从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一带一路”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有别于世界银行的全新选择。（本文根据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拉什近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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