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矿权案卷宗在审理机关丢失 被指有省领导干预

原标题：独家|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在审理机关丢失

中国经营报 记者 郝成 北京报道

陕北千亿矿权案再起风波。近日，崔永元在微博贴出“‘先判后审，卷宗被盗两年无下落”，称52岁的赵发琦将12年用于打官司，“一声长叹”并@有关部门。该微博随即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赵发琦系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奇莱”）法定代表人，凯奇莱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以下简称“西勘院”）的纠纷案，由于事涉千亿矿权归属，被舆论称为“陕北千亿矿权案”。

一年前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次日，千亿矿权案宣判，媒体报道称，维权12年的民企凯奇莱终于“胜诉”，被视为中央依法治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标示性案件。该案之后，有司随即又公布三大产权案，舆论普遍给予褒扬。

2018年12月初，央视报道称，千亿矿权案在陕西省高院执行近一年，毫无进展。

多位知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确实曾发生卷宗丢失情况：在作出判决前一年的2016年11月下旬，该案二审全部卷宗一次性丢失，事发地点正是审理该案的有关单位。在丢失前的20多天，赵发琦公开实名举报陕西省主要领导干预该案，并指责此前有司枉法裁判。

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证实，审理单位在发现卷宗丢失后，曾多方寻找，并发现事发时监控为黑屏，随即便逐级汇报至院主要负责人。但过去两年里，有关单位未对此事进行报案，也未展开内部调查，更未对任何人进行查处，卷宗至今无下落。

此外，2010年时，媒体曾曝光陕西省政府向审理机关发密函干预此案。记者核实，此次干预，实际系陕西省政府应邀去函。

记者向有关部门求证此事，未获具体回复。

周末丢失

因陕北菠萝井田矿权归属，凯奇莱与西勘院合作勘探纠纷案于2011年第二次上诉。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一个周末，千亿矿权案二审的全部卷宗，突然在法官办公室内丢失。民一庭在接下来的周一即发现，并先后安排多人参与寻找，但最终无果。其间，有关人员还曾详细查看监控录像，而事发时的监控录像为黑屏。

巧合的是，就在丢失前20天，千亿矿权案当事人、凯奇莱法定代表人赵发琦，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等人曾干预该案。该案漫长的司法历程中，其中有10年在二审（两次），但根据法定审限，二审应在3个月内完成，赵发琦称在没有新增证据、新增诉讼方的前提下，超限38倍极为罕见。

事实上，这起持续12年的纠纷，因一纸2000余字的合同而起：2003年，凯奇莱与西勘院签订合作勘查协议，凯奇莱探明菠萝井田储煤15.6亿吨后，西勘院在未提出解除合同情况下，在2006年与香港益业（全称“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同一标的上签订合作勘查协议，导致“一女两嫁”。

据媒体此前报道，香港益业系女商人刘娟实际控制。也因此，公众将千亿矿权案形容为一个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即赵发琦与刘娟之间的纠纷。

媒体称，现年58岁的刘娟，形象极好，17岁进入文工团，19岁进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办公室。22岁时进入陕西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三年，后就读于深圳经贸大学涉外经济法律系。1990年毕业后，在政府工作两年，任打字员。后赴港建立香港益业。

刘娟和香港益业的强势“插入”，让一切变得复杂起来。为此，凯奇莱于2006年在陕西省高院起诉西勘院违约，获得受理。同年11月份，陕西省高院判决双方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

西勘院随后上诉至最高院。审理期间，2008年5月4日，陕西省政府向最高院发秘函，《中国青年报》于同年8月2日刊发报道《公函发至最高法，谁在干预司法》，曝光了密函事件。

2009年2月12日，政协委员侯欣一、叶向真等人向最高院去函，称密函事件“史上罕见”，希望能够公开密函内容，同时希望排除非法干预行为。凯奇莱方面则在3月份发函希望最高院公开密函。但均未获回应。

密函究竟有哪些内容，其实过去10年来，并不为外界完全知晓。

应邀干预？

上述“秘函事件”的曝光，引发舆论哗然，认为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干预司法行为。而中央电视台在2018年的相关报道中，首次贴出密函文件内容，更揭示出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

该密函开头即写道，“现按照最高院民二庭与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座谈时的要求，将有关情况和我省意见报告如下”。密函首先指责了陕西省高院引用文件不正确，同时告知最高院“如果维持，会有一系列严重后果”。

密函之下，最高院在受理三年、开庭两次（各3小时）后的2009年11月，将该案以“事实不清”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

2010年11月19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撤销了65号文件，称系媒体报道造成负面影响，应省级有关部门要求撤销。而65号文件，系本案除那份2000多字的协议外，最为核心的证据。

据报道，作为该案被告的西勘院，也被处理多人。

赵发琦在2011年8月19日被榆林市公安局抓捕，在看守所待了133天后，以取保候审放出，后被判无罪。其间，凯奇莱方面就撤销营业执照等发起行政诉讼，于2013年营业执照获恢复。赵发琦因此也被认为是“打遍四级法院，经历民、刑、行三类诉讼”的“大满贯”者。

在发回重审后，陕西省高院于2011年3月30日作出判决，认为原告凯奇莱与被告西勘院存在恶意串通，违反了第21次会议纪要，合同无效，彻底改变了该院此前第一次的一审判决。

而陕西省2003年10月22日第21次会议纪要的要义是：对于涉及煤炭资源的探矿权，已经登记在民事主体下的探矿权人，一律系代表省政府进行勘探，探矿权人无权处置矿权，如何处置，由省政府统一安排。

“在地方上，什么法大？领导的说法最大。纪要，就是领导的说法，这个纪要，等于把政府变成了市场主体，给寻租留下了巨大空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曾如此评论。

在陕西省高院第二次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后，凯奇莱上诉。最初，该案被分到民二庭，后改为民一庭。其间，在2013年6月25日和2017年1月12日分别开过两次庭，总计8小时。

“没有结果”

记者获得的证据显示，在审理过程中，陕西方面还曾多次来干预，2017年末，最高院作出（2011）民一终字第81号判决，认定凯奇莱与西勘院合同有效，继续履行。

由于该判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次日发出，被舆论解读为是一种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信号”。

当时，赵发琦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这么多年官司，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契约精神。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要的是契约精神。我理解的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让法律、规矩成为常态。但用12年去判定一个2000多字的协议有效，这是不可思议的。”

2018年初，白岩松在央视新闻周刊节目中称，耗时12年争来的“合同有效”能否落实，还需要看陕西省政府的表现。

而12月1日，央视再次报道称：“陕西商人赵发琦，为夺回千亿矿权长达12年的胜诉之路，始终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干预着司法，如今，又一年的时间快过去了，胜诉的他，从地方政府那儿拿回矿权了吗？”

节目随后给出答案：“西安地勘院，作为合同纠纷中的另一方，在最高法判决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之后，却依然拒绝执行。尽管他（赵发琦）已经向当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至今仍没有任何结果。”

“卷宗，分为正副卷。正卷就是开庭的这些文件，是当事双方可以查看的。副卷则包括内部的一些审批、合议记录等。包括2013年开庭的全部材料，这些东西共同构成81号判决的依据。”知情人透露。

据了解，在卷宗丢失后，民一庭随即将此事逐级汇报至院主要领导。但之后有关单位既没有向公安部门报案，也没有组织内部调查。直至今日，也没有任何人因此事受到任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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