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村民自治第一村”38年基层民主路）

春雷一声响，万蛰苏醒来。

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的内心;无论是改变360行的“互联网+”，还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快递外卖、新“四大发明”;无论是关乎宏旨的“高质量增长”，还是关涉民生的“消费升级”……都标记着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日日新”。

见微可知著，见端能知末。虽然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仍需要在历史之树的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找寻微处的纹路，进而窥探从前的风云，预言未来的旱涝。

我们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

对照历史底本，继续改革图治，四十自当不惑。

改革亲历：

向文忠，原广西宜州县三岔公社党委书记

我在任五年，管理辖区内的十五个大队，合寨大队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第一村民委员会的产生和推行，正在我的任期之内。

那时候，分产到户提高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家七口人，一早上就种了三亩多玉米，放在以前，37个劳动力也干不完。但大队不管事了，环境也混乱了。三岔的集镇和农村刮起了赌博风、偷盗风和迷信风。“黄牛过河各过各”、“一切向钱看”像一种“传染病”，很快在四周散开。多次发生数十人流窜作案、上千人聚赌、丈夫卖妻子、公社干部倒卖化肥等状况，要多乱有多乱，出了很多荒唐事。

1979年冬天，三岔街有个二十岁的青年，为了五十块钱，和别人打赌，一丝不挂从三岔东头穿过闹市走到西头，引起轩然大波;屏南街上有个姓韦的，天天聚众赌博，把自家的房屋、蚊帐和被子都输掉了，他老婆气得远走他乡。

在我眼皮底下就发生过一件抢夺事件。1980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几千个人到合寨大队的国有里洞水库捕鱼。我们闻讯赶到，大声喝止，但全无效果。有人还当众放话：“你敢拿我们怎么样?”虽然后来事情解决了，好多人折价赔偿了鱼钱，但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乱象依旧。

1980年12月14日，党委副书记韩礼贤从村里调研回来说，果地、果作弄了个全村联防，自己管理自己，收效非常好。这就是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原型。对于公社来说，村民委员会是突破公社多年原定经营管理体制的，说实话，我们当书记的，从内心是觉得疑虑和害怕的。但领导听完我们的汇报，说只要是对大家好的，可以搞。

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村干部，还弄了个《村规民约》，自己管理自己，治安状况变好了，大家心也齐了。1981年元月28日，一个惯偷村民在村里作完案，转到另外一个村潜伏。他想到亲戚家住，但亲戚想自己参加订了村规民约，不能违反，就拒绝了。他又跑到别人家住，也被赶走了，变成了“过街老鼠”。后来，联防组长下令，全村人跟踪紧追，次日，就在派出所的协助下人赃并获了。

合寨大队建立村治安联防得到公社党委支持赞扬之后，不到一个月，全大队12个村全部建立了联防组织。到1981年7月，全公社144个自然村，有108个建起了村委会。

合寨村果作第一届村民委员会班子(左一为果作第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韦焕能)。新京报记者彭子洋翻拍于合寨村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的故乡。其中有一处三县交界处，坐落着一个普通的壮族村落，屏南乡合寨村。经过一条蜿蜒的村路，很远就能看见一个三四米高的白色门楼，雕梁刻柱，上面写着十个鲜红的大字——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格外醒目。

这里是中国村委会称号的发源地。1980年，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合寨村果作屯和果地屯两个自然村的农民们，以无记名的方式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选举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他们还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己约束管理自己。这一举措，和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38年后的今天，“自治”和“民主”仍是合寨村的金字招牌。现在，村里除了村委会，还有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合寨村下属的12个自然屯，有各自的村民小组和党员群众理事会。它们和村务公开的“明白墙”、村委会的“值班记录本”等等，都是村民权利的保障。

4月24日，合寨村村口立着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牌坊。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大樟树下的创举

4月25日，兰锋早早就来到办公室，收拾好会议室，准备好账本和发票，等待检查。今天，又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每季度查账的日子。

兰锋是合寨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17年9月1日，经过两轮投票，他在合寨村第12届换届选举中胜出，以过半的票数当选合寨村村主任。

之前，他在柳州做建筑生意，前几年才回到合寨村，对村里的事务并不熟悉。村民委员会要换届选举时，朋友怂恿兰锋，让他去参加竞选。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竟然当上了村主任。

上任半年来，兰锋时刻不敢懈怠。“如果他做不好，我们肯定要免去他的职务，重新换人。”一位村民开玩笑说。

当年合寨村果作屯村民投票选举村民委员会的照片。新京报记者彭子洋翻拍于合寨村

早在38年前，合寨村的村民们就通过民主选举，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第一届村干部。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之前，工分的分值最低只有8分，最高不超过2角，一天的工钱还不够买一碗米粉。韦焕能作为合寨村果作屯第一生产队长，一年只有30块钱。后来分田到户，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生产队架空了，生产队长们也不再管理村屯里的事务，那段时间，治安乱了，赌博、盗窃、乱砍乱伐的事儿也多了起来。

“我们村得建立新的管理组织和领导班子。”韦焕能召集了其他5个生产队干部，提出这个想法，大家一听，纷纷同意。但新的领导班子怎么产生的?以前的生产队长是由上级任命，不能自己宣布自己当领导，也不能服众。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由村民自己选。

1980年2月5日，他们在村旁边的大樟树下召开了全村大会，选举村领导班子。“村里的领导要选好，要按照多数群众的意见，不事先提名候选人,直接搞无记名投票，谁的票多谁就当。”会议的主持人是大队长蒙光捷。

合寨村果作屯正是在这个大樟树下完成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当时，村屯治安很乱，当村干部事情多又没报酬，还会影响自己家的生产。”韦焕能说。但主持人立刻发话，选上哪个，哪个就必须当，不能推辞。

他们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小纸条，只能写6个名字，然后投在米桶里。经过投票计票，主持人当场宣布结果，韦焕能得了满票，当选主任。现场还选出了两名副主任、一名会计和一名出纳。

新干部选出来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名称。有人说公社有管委会，城里有居委会，我们就叫村委会。就这样，“村委会”成为果作屯的正式组织名称了。

同时期，相邻一公里外的合寨村果地屯也成立了村民自治委员会。果地屯的140多户村民代表，在卷烟的江米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一串名字。在全村人的见证下，一个个黑色的“正”字写满了可以晒五千斤谷子的晒坪，蒙光新以138票当选果地屯第一届村主任。

合寨村果地屯第一届村民委员会成员，当年五人现在只有两人健在。左一为果地第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蒙光新。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村委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村规民约》对赌博、唱野歌等不文明行为都做了约束，每户代表都在公约上签名、盖章。果作屯的公约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档案管里，它是合寨村第一个村委会诞生的见证。

随后，由合寨村首创的村民委员会在全国迅速推广，四川、河南、山东等地纷纷跟进。

1982年底修改《宪法》时，全国人大第一次把“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写进了宪法，并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

如今，合寨村每个屯都有专门公开村务的窗栏，被村民称为“明白墙”。在“明白墙”上，财务、政务和党务清晰明确，村民意见征集和情况反馈也一目了然。村委会还有个值班记录本，上面写着每天值班的人都处理了谁家的什么事，村民可以随便看。

当年合寨村果作屯村民公约的影印版。新京报记者彭子洋翻拍于合寨村

“小人大”解决大问题

“村民委员会”被写进宪法的1982年，合寨村又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

议事会成员由村民代表推选出有威望的人担任，村里重大事件，必须通过议事会研究解决方案，经过村民会议通过后，才提交村委会办理。议事会每季度开一次，20多年从未间断。这些年，帮村民们解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

2003年，合寨村集体林场因为管理不善，出现了“只砍不种”的现象，村委会提出，将林场卖给个人，所得资金用来修路。经过议事会讨论，多数人表示反对。最终，村委会执行了议事会的决定，保留了林场。

现如今，“村民议事会”演变为“党员群众理事会”，渗透到合寨村的每个屯。和“村民议事会”一样，理事会负责商议村里的大小事情，小到帮村民搬东西、收粮食，大到整合土地、修建公共设施，理事会都参与其中。

屏南乡合寨村《村民自治章程》。新京报记者彭子洋翻拍

36岁的蒙彦儒是合寨村唯一一个女性村民小组长，也是新屯村的党群理事会成员。理事会由村民小组长、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共有9名成员，全部由村民选举产生。

最近，新村屯正商量着重修田地里的小型渠道。今年年初，村民来反映，现在的泥巴渠道总漏水，灌溉秧苗时既费水，又浇不到庄稼，如果用水泥砌新渠道，就方便多了。

蒙彦儒马上召集理事会成员讨论，大家觉得可行，还要商量施工的具体细节。村前、村后、村尾和村中水渠尺寸都不一样，蒙彦儒带着成员们挨个测量，统计数据，向大家公示，“然后才能写申请向上汇报。”

当年合寨村果作屯村民投票选举村民委员会时用的选票是当时的卷烟纸。新京报记者彭子洋翻拍于合寨村

4月份，新村屯的党群理事会还干了一件“大事”。4月3日，新村屯村民除草时发现，山上多了一辆拉土的大车和一架大型钩机，正在开采矿石。

“你们快来呀，有人偷矿石!”村民马上向理事会举报。蒙彦儒带着五、六个人赶到现场，人赃并获。

开采破坏了公益林和林木，最终理事会经过商量决定，让对方赔偿，并在山上立了块警示牌：严禁任何人在新村屯管辖区内进行非法开采矿石，一旦发现，违者将其处罚10000元以上，并上报公安机关处理。

4月7日，蒙彦儒第二次上山，同去的还有60多户村民代表，他们要去看现场，然后商量出赔偿数目。“怎么也得要两三万”、“五万以上、十万以下”、“让他们赔七八万才行”……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经过一个多小时讨论，过半数的人决定，不要钱，要汇报给上级单位，交给政府处理。

这种“先讨论，再决定”的办事方式贯穿了整个合寨村。在合寨村，没有一件事是由一个人决定的。遇到投票、提意见的事情，有些村民即使在外打工，只要离得不远，也会想方设法回来说几句。“村民自治在村民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了。”兰锋深有体会。

1980年合寨村投票选举村官时的场景。新京报记者彭子洋翻拍于合寨村

合寨村的“小纪委”

4月25日下午三点，合寨村村委会议室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们正戴着眼镜，噼里啪啦地敲着计算器。他们的任务是核实每张发票的数目和明细，用途是否合理，然后由专人负责把核对好的账单记录在册。

在合寨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员只有五个人，由群众投票选出，每三年一届。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收入，却肩负着监督村委会工作和村务开支的重任。

合寨村果作屯第一届村民委员会的成员现在还有两名健在，左一是果作第一届村主任韦焕能，右一是果作第一届村民委员会会计韦鹏舞。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支出300块钱以下的，村委会可以自己决定;超过300块钱的，要召集监督委员会讨论，理由合理，才能开支;金额再大的，就要召集全村的村民小组长来讨论。”韦文凡说。他是现任监督委员会主任，也是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委员，每个季度都要来村委会查一次账。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前后。前身是“两组一会”，即1998年成立的12人村级事务监事会、7人集体经济审计小组和1980年设立的村民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村务每年度的财政审核和集体经济审计。后来，“两组一会”取消了，任务交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手上。

“2010年一次村民大会上，有人提出，理财小组一年才审核一次，平时没什么用，我们应该有个能管住村委会的组织，防止村干部出错。”韦文凡回忆。后来，村干部把想法反馈给上级领导，很快，一块“合寨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牌子出现在村委会门口。

4月25日，合寨村果地村原居委会的门前，孩子们正在玩耍。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会议桌上，几张粉红色的发票被单独拎了出来。其中一张上写着“6月22日，七一纪念品”，共计2100多元。还有一张标注买了几个铝桶。

“怎么没有商店开具的购买发票?只有村委会会计开的发票?肯定不行。”韦文凡头摇得像拨浪鼓。“就是要审核村委会的开支，他们自己开的发票怎么能算数?”

他捏着发票下楼找村主任兰锋了解情况，又找村委会会计要证明，最后终于看到了商店提供的购买凭证，这才罢休。

等全部核对清楚，监督委员会要在下面签字，盖公章，然后把发票和账目封起来，存在档案柜里。村民可以以组为单位随时调看。

村务监督委员会并非合寨村独创。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于2004年6月在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选举产生，但当时曾因法律法规无章可循，一度被质疑。此后数年间，全国各地纷纷探索“村务监督”。

4月24日，合寨村果地村一角。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2010年10月28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发布，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如今，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再是稀罕物了。

除了核查财政，监督村干部工作也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几年前，村里的一对夫妻闹离婚，村支书没有进行详细调查，就给女方开了一张证明，证明“男方外出打工，多年未归”。这件事被韦文凡知道了，他去村里打听，村里人都说，男方逢年过节都会回来，三个月前，他才回村办了贷款。

“如果交到法院，这就是假证据。”韦文凡很生气。后来，他向男方反馈了监督结果，又解释了半天，这件事才算平息。开证明的村支书也承认错误，在村民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如果群众对我们的反馈不满意，就要召开全村大会讨论。”

也正因如此，历届村干部没有敢不尽职尽责的。韦文凡说，在任近十年，“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只手就能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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