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编者按

随着各路资本纷纷涌入，VR、AR等技术日新月异，影视剧的产品数量、票房收视表现以及播出平台建设捷报频传，影视从业者拥有了更广阔的表现舞台和想象空间。然而，在中国影视产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创作风气也逐渐滋生成长起来，所生产出来的影视作品鱼龙混杂，既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也不乏偷工减料、广受诟病的质量低劣之作。如何将工匠精神融入影视创作实践中去，从而使国产影视剧与观众建立起更加稳固且充满信任的关系，成为影视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不轻言转行或跨界

工匠精神乃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为产品的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对与其工作相关的某一方面专业品质的不懈追求与顽强坚守。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在向社会创造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过程中会以一种高度专注、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术或服务能力，使之精益求精、臻于完美。一个具备工匠精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工作时，不会左顾右盼、朝秦暮楚，总是幻想找到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哪怕只是一件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也会将毕生的志趣和难以想象的精力贯注其中，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日复一日地将之做到极致。具体到影视创作领域，工匠精神首先体现为从业者有长期甚至终生心无旁骛地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无怨无悔的志趣。这意味着，无论从事影视生产的哪个行当，他们都不能受一时的利益诱惑就轻言转行跨界，而是始终专注于自己的本位工作，立足于专属于自己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位置上，为影视艺术提供丰厚而独特的养分。

影视市场的高热不退带动作品的产量激增，也将人才短缺这一棘手难题推上了台面：编剧、摄影等高端专业人才难觅，因为好多人转行去当了导演，甚至自组公司拍起了电影；与此同时，一些圈外人士眼见影视产业有利可图，遂凭借自己的“圈粉”能力跨界“触电”，摇身一变成为了导演或制片人，搭班子拍起影视剧，这进一步加剧了非导演类行家里手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于是，大批缺乏经验的新人仓促上阵。由于缺乏训练与积淀，其作品大多艺术水准低下。结果，一些好不容易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创作技艺与经验无法传承下去，使创作无法形成有效的积累和生长。

健康的行业环境不仅需要频频走上红毯、亮相于人前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也需要专业的编剧、摄影师等“幕后英雄”，还需要资深的副导演、选角导演、预告片导演、场记等各怀绝技且安守本分的“高级技师”。唯有如此，作品的专业品质才能从整体上稳中有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起良性的制度，公正合理地分配“象征资本”，让所有为作品生产作出贡献的成员获得应有的地位和与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回报，使其即使处在幕后，也不会感觉被冷落。当然，笔者如此立论，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转行或跨界。而是想强调，转行跨界必须源于志趣的改变而非利益的驱动，且转行跨界后还需放低姿态，随着经验的积累循序渐进，不可妄想一步登天，不费吹灰之力、仅凭人气就从这个行业的大咖一跃成为另一个行业的新秀。否则，很容易造成行业秩序的混乱，长此以往对中国影视业的艺术根基造成侵蚀。

坚持探索一种类型

导演也需要工匠精神。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对作为复合型人才的导演的要求与对其他从业者略有差别——他能否长年甚至毕生坚守一种类型。每种影视剧类型往往凝结了无数创作者的智慧经验，这恰恰是一个导演成为“工匠”必不可少的基础与保障。有了这些，创作者在与观众的对话中就有所依循，不至于做徒劳的重复探索，或为了创新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前人所摸索出来的技艺与经验在后续的创作实践中也能得到较完整的赓续。比如，香港导演在武侠、警匪创作方面功底扎实，“北上”后凭借对类型电影的执着，很快站稳脚跟。在2016年内地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有5部由香港导演执导。

所以，我们必须厘清创新与守成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创新优于墨守成规；但“新”未必等于“好”，不讲求章法与规范之“新”，不以“旧”为根基之“新”，过于脱离观众口味之“新”，一如不经过充分助跑的跳跃，极易折跟头。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源于这种基本功不扎实——看似新奇特，实际上是没有章法、不讲规范而已。这正是缺乏类型训练的体现。类型创作从不拒绝创新，但它一定是寓变于不变之中、置个性于规范之内，力求在稳妥地平衡传统手艺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技术标准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拥抱创新。这就使类型创作天然地容易孕育出工匠精神。我们当然对那些敢于在不同类型中挑战自我的创作者心怀敬意，但我们更期待能出现如希区柯克、约翰·福特或胡金铨、张彻那种经年累月乃至毕生深扎于一个创作领域精耕细作的类型创作巨匠。

构建健康活跃的市场环境

我们常常对卡梅隆“十年磨一剑”拍出《阿凡达》、阿米尔·汗为演《摔跤吧！爸爸》大幅增减体重、吴京拍摄《战狼》系列时多处受伤的敬业精神敬佩不已，并视之为对“工匠精神”的绝佳诠释。可在投机取巧的非专业资本、对“粉丝”无底线的迎合、欠规范的市场竞争等污染创作环境的因素不断滋生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工匠”都如此幸运。他们潜心创作的诚意之作常因缺乏明星、话题效应的加持而遭遇关注度低、市场反响冷淡的尴尬遭遇。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为何如此依赖IP和“小鲜肉”的粉丝效应？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缺乏能转化为新的IP、成就巨星的过硬剧作所致。业界人士对此心知肚明，也深受其苦。但好的剧本技术含量高、难以速成，投入产出比不高。在投资主体杂乱且大多缺乏专业性、只顾着追逐短期利益的市场环境下，缺乏定力者很容易随波逐流，成为商业逻辑的附庸、垃圾剧作的生产销售者。因此，唯有构建一个健康活跃的影视市场，工匠精神才能觅得立足之地。

要想将工匠精神牢固地根植于影视行业之中，我们还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目前的影视教育重理论培训、轻实际操作，导致影视人才出现结构性供需矛盾。据统计，我国现在一年有一千部左右的电影在拍，而现有的人才储备只能应付二百多部。人才供应不上，又必须得“上”，就只能是粗制滥造，“工匠精神”从何谈起？有感于斯，冯小刚导演曾多次呼吁中国电影行业建立一个“蓝翔技校”，专心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无独有偶，贾樟柯导演也表示，单纯依靠现有的以综合大学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已经难以为日益壮大的影视产业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了。事实上，国外许多国家都建有专门培养影视应用型人才的非学历教育机构，如美国电影学院、加州艺术学院、洛杉矶电影学校、温哥华电影学院等，这些机构虽称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却大多不失为培育影视巨匠的摇篮，照样可以赢得业界的尊重。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借鉴。而只有在这些问题上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影视业才能完成华丽转身，在新时代更好地推动文艺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

（作者：宫浩宇，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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