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
语焉不详之间，也暴露出权力干预司法的模糊地带。
对于权力监管，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有所规定。1979年9月颁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曾明确要求：“不允许以各种理由，指令公安、检察机关违反刑法规定的法律界限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程序，滥行捕人抓人；或者背离法律规定，任意判定、加重或减免刑罚。”
然而，权力干预司法的问题在过去的30多年中依然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出于个人私利或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或请托说情，或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甚至要求法院减轻对被告人处罚。
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0次会议审议通过《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明确要求“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制度，不止是在权力和司法之间立起一道“防火墙”，更是进一步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未来
十八大以来，通过改判重新走上正轨的并不只有曲龙与田晋文。
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4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共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34件54人，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无罪，受理国家赔偿案近1.7万件，赔偿总额近7亿元。
不过，无论是曲龙还是田晋文，他们都是在相关权力干预者“倒台”之后，才被证明清白的。这就说明了，除了建立领导干部的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改革司法权的运行机制，确实保障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有这样，司法人员在面对权力干预时，才敢大胆地说“不”。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由于受人民的爱戴而得到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权力行使者也要明确权力的边界，破除“权大于法”的特权思想，把自己的权力转变为人民爱戴的权力。否则，后果很严重，难道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