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调查的那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做梦，都是洗脑课上讲师的内容，这个项目如何如何赚钱。可醒来又深知这是个纯资本运作的骗局，少数人得益，多数人是“炮灰”。
第3天晚上，刘奇带一位刘姓中年男子来我房间，并介绍对方是一个C1小家长。
目的很简单，就是探我的底来了。“我觉得这个真能赚钱”，这是我和小家长聊天的主要内容。我一直掩饰心中的那份理性，把自己演绎成已被深度洗脑的传销份子。
聊得很晚，他介绍了五级三进制的传销拉人头模式，告诉我分钱的流程。
凌晨一点，C1小家长决定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对我来说，和传销小头目睡在一张床上，心里总有些别扭。不是鄙视，而是担心，一句梦话暴露了我卧底记者的身份，又担心他深夜起来搜出我的偷拍设备。
报平安的藏头短信——
每天上完课后，上厕所，是我唯一一个独处的机会，也是检查取证视频是否拍摄完成的机会。
在卧底前，我曾和后方商量，每天抽出时间发个短信、报个平安。在刘奇时刻和我在一起的情况下，我只能寻找方法报平安，一方面告诉她，我没事，我还好；另一方面告诉后方卧底进展。
卧底第三天。刘奇和C1小家长开始让我提供身份证。出安全考虑，我说留在了北京市内的出租屋内。
我知道，身份证给了他们后，他们会用来登记，复印一份到传销头目手中。C1小家长让我找人邮寄到燕郊，我曾提议说自己去拿，但被拒绝。这种毫无理由的拒绝让我感到奇怪，刘奇等人称是为了我安全考虑。
我知道，他们怕我跑了。
我只能在他们眼皮底下拿出手机，给同事发了个邮寄地址，担心同事看不懂，后来我写了几句话，把每句话的开头文字连起来就是报告我现在的状态。
发短信时，刘奇就在一旁，时不时盯着我的手机看，我只能用手指遮住部分问题，掩盖我“通风报信”的行为。
发短信那天，我决定“后天出逃”。
决定出逃是必然的。因为一旦有传销人员向我问询身份证，那就意味着要缴纳49800元入会费了。
我不能交，但又要完成报道。
在28日中午写下出逃信息后，我开始“预谋”接下来两天内的卧底工作。我要了解这个传销组织身披的外衣，要见到这个传销组织的大头目，哪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