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美国国会不可能会通过这种大幅削减开支的预算，尤其是因为左右两派的政策专家和决策者均视基础科研是政府应当承担的恰当角色。其次，华盛顿实际上并未把科学当作重要的国家优先项目。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基础科研占预算的比例已下降了三分之二。
特朗普总统削减预算的建议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刚刚离任的奥巴马政府视人工智能为极其重要的技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有助于美国继续保持创新优势”。考虑到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甚至没有提出技术政策计划这个事实，特朗普削减预算建议虽然引人注目，但并不令人意外。而已经通过的工业战略则以恢复美国钢铁制造和煤炭开采为重心。也许，“美国优先”政策并不适用科研领域。
当然，某些为特朗普白宫充当顾问的保守派预算编制者认为低效而投机的公共投资“挤走”了更有可能取得实际进展的私人投资。但是，显然无人告知谷歌公司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执行董事埃里克·施密特。这家市值7000亿美元的技术巨头经常被当作重视科研的公司典范。
但是，施密特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美国战后创新的“奇迹机器”源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双重“组合引擎”。如果没有了公共部门的科研投资，“我们或许最终会发现下一代技术、工业、医药和军备被其他地方所开发”。
文章称，中国显然要比苏联具备更大的发明和商业应用能力。中国公司已经在移动技术领域成了领先者。
文章认为，美国必须增加科研开支，或许应大大增加。它还应更加努力地吸引和留住世界最佳人才和最聪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