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
突破外交封锁
就在钱其琛担任外长的第二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对中国实行外交封锁。他在《外交十记》中感叹：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和中央的指示，钱其琛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对外交往，开始一点一点为外交破局。
利用海湾战争的契机，和美国周旋；以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阵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日本为突破口，“分化瓦解”；巩固非洲老朋友的支持，开创了中国外长每年制度化访问非洲国家的先例……都是其中的步骤。
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是一个天生的外交谈判家，冷静从容，绵里藏针，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做出合适的妥协。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这是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贝克说，他这次来，等于“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他需要中国给他的3只空篮子（防武器扩散、经贸合作、人权）里装满东西。而中方则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于是，双方围绕彼此的篮子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17日中午，钱其琛与贝克展开了最后一轮谈判。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5点半，以至美方专机离京时间7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
沈国放用了“白热化”来形容那场交锋。一度，贝克收起文件夹，起身说不谈了。钱其琛一动不动地坐在谈判桌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两分钟后，贝克又坐了回来。沈国放认为，中方在这场谈判中取得了心理优势。
贝克卸任公职后，于199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私人使节。1998年，沈国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贝克请他喝咖啡，托他代问钱其琛好。
“他的外交智慧、外交谈判能力，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我现在不是美国官员，我可以讲这话了。”贝克告诉他。
1992年8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前右)在钓鱼台国宾馆
建交风云
钱其琛常说，一个好的外交家，要有大局观念、战略思维。这个大局，就是抓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1989年后，中国与沙特（1990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以色列（1992年1月）、韩国（1992年8月）先后建交。沈国放介绍，这些建交成果，得来不易。尤其是与沙特和韩国建交，有很多复杂因素。沙特受到美国的极大压力，韩国问题则涉及中朝关系。
沈国放记得，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陪钱其琛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专程去向朝鲜通报。
对这一特殊使命，连钱其琛都感到不轻松。在专机上，他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金日成会作何反应。他对沈国放等人说，他估计金日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有数的。
见到金日成后，钱其琛转达了江泽民的口信。他说，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关系发展良好，中方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随时可能有变，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方认为，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相信这个考虑和决定会得到朝方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之后，看了一下他们带来的礼物——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中时间最短的，也没有例行的宴请。
与独联体国家的建交，则可谓钱其琛“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的座右铭的体现。
1991年底，苏联解体。局势瞬息万变，以至新任大使带去的致苏联的国书还没递交上去，苏联已不复存在，需要换成致俄罗斯的国书。
当时，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当地访问。接国内指示，立刻就地开始与刚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的，开新中国建交史之先河。
不到一个月，中国就与11个独联体国家签署了建交公报。
2001年3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白宫
外交部的“老钱”
李肇星讲过一个带着玩笑成分的经典故事。
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有一次去看他，为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犯了愁。听到警卫员称呼“钱副总理”，便跟着学，说“钱副总理好”。钱其琛笑着说：“小李，你怎么一两年不见，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还姓钱倒是对的。”
沈国放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老新闻司大部分人确实一直称呼钱其琛“老钱”。他自己在正式工作场合之外，到钱其琛家里，也是一直称呼“老钱”。
对1954年就进入新闻司的马毓真来说，钱其琛不仅是领导，也是恩师。
1976年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他是一处处长。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直到退休。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马毓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与钱其琛同机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从1993年起，钱其琛先后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筹委会主任委员。
马毓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从未有人在“一国两制”下办过外交。面对这个新课题，钱其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
钱其琛说，这个工作无先例可循，要多请示汇报，勤思考，多学习，一案一总结，积极协助特区政府处理涉外工作，尊重并信任他们。
在钱其琛的直接指导下，马毓真所领导的特派员公署很注意把握“尊重”和“信任”两点，让特区政府公务员感受到中央的支持。
沈国放也深深感激钱其琛对他的培养。他说，在钱其琛身边工作10年，等于读了一个外交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钱其琛要求秘书除了安排好主管领导的日程、联络等，还要参与到具体外交业务中去，不能只忙于事务性工作。他每次到联合国开会，总会密集会见各国外长。他让沈国放参加部分双边会谈，担任记录。这给了沈国放很好的锻炼机会，使他日后能够成长为外交部发言人、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
几乎每位受访人都提到，钱其琛对下属总是很尊重，从不发脾气。
外交部礼宾司原司长鲁培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没有部长架子，跟他接触没有隔阂感。
沈国放说，跟钱其琛10年，从没见过他生气发急过。下属工作有不周之处，他也不会责怪、否定。“我跟他时间长了，知道有的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你，一般人听不出来。”
研究报告或给中央起草的报告如果写得不成熟，他会将下属请到自己办公室，说，下次你们要改进一下。并具体指出，哪些地方要写得更明确一些，哪些地方不需要写。
2005年9月10日，北京外交学院举行建院50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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