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十设计师：我们买飞机的钱比百座金茂大厦还高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插云霄。2017年5月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87岁的程不时是特意来见证这一时刻的。

程不时：这个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是一个重大的台阶，在我们国家的航空发展史上，将是很浓重的一笔。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则亲历了这一梦想步履蹒跚的曲折历程，也因此透彻地理解这一梦想的现实意义。

记者：也就是在这个产品背后，还蕴含着更多的意义？

程不时：蕴含着就是一个大的台阶上去。

记者：您指的这个台阶是？

程不时：这个台阶是民族的一种能力，中国人是不是一个缺了翅膀的鹰，这外国人曾经说中国，你中国是一只鹰，但是你没有翅膀，你没有这种大的民用机，这个民用机在现代的大国的发展中间，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但是也有人讲，说国外先进的一些制造工艺，已经很成熟了，飞机我们长期这样一种购买方式，也已经进入一个正轨，那么现在再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样的飞机，必要性真的那么大吗？

程不时：曾经在上个世纪，有的人很感慨，中国各方面都有了，但是缺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没有大型运输机，第二个就是没有航空母舰，这个两项，一个在军事上，一个是在经济发展上面，非常重要的两笔，这个我们没有深进去。

记者：现在航母我们已经入水了。

程不时：所以我认为，在民族发展中间一个重大的步骤，中国为了去买外国的飞机，我们要出售几亿件衬衣，才能换回来一架飞机，我们中国人，难道就永远在这个低端上就这样子吗？我们买飞机的钱，有的人做过计算，用崭新的百元面额最高的钞票堆起来，已经比上海的金茂大厦还要高，不只是金茂大厦，比十座金茂大厦要高，不止是十座，比百座金茂大厦要高，已经伸入太空里头去了，像孙猴子的金箍棒一样的，伸到太空里去了，这样的柱子截一段下来，用到国内，你看看它要带起多大的文化的兴起，技术的兴起，工业产业的更新。

用47年的时间参与并见证大飞机的起飞，这对于一个从少年时代就怀有航空报国梦想的人来说，是一种值得欣慰的人生。1930年，程不时出生在湖南醴陵，日本战机的轰炸，让那一代人的童年蒙上了战争的恐惧。

程不时：我的中学小学的大部分时代，就是在逃难的中间，我亲眼看到日本飞机对我们中国的轰炸，本来我是对飞机，是一种很屈辱的感觉，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在空中很低的盘旋，这样的威慑下面，对他们产生了很多的恐惧跟憎恨，但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到了桂林，桂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美国的飞虎队，跟中国空军的联队，是驻扎在桂林，所以我在天空常常看到，画着鲨鱼牙齿的飞虎队的飞机，跟日本飞机进行空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从原来的一种很惧怕的感觉，形成了一个要起来奋斗的这样的精神。我当时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13岁，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长大了要为中国设计飞机。

17岁那年，程不时如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航空工程系，在校期间他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程不时：开国大典的晚上，全城举行提灯游行，当时盛行这一点，各个单位扎了很多灯笼，我们当时就商量，我们航空系应该扎什么灯笼，后来想我们做一架飞机吧，造一架纸的灯笼飞机，做了很大。

记者：那怎么飞起来呢？

程不时：不是飞起来，是一个车子推着。

记者：花车一样的？

程不时：一个花车一样的，这是新中国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一架纸飞机，然后我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天安门上面刚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鼓掌，一片鼓掌，我想他们并不是对这个灯笼的一个赞扬，而是对前面一个条幅，清华大学航空系，后面有一架很大的飞机，像真的飞机，是对我们的志愿的一种鼓励，所以我们后来去游行，经过北京的各种大街小巷的时候，两边观看的群众，有的看到我们就喊，希望你们将来，为中国真的设计飞机出来。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工厂及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建厂设计工作。在新中国开创了飞机设计事业之后，他又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不仅如此，我国的“初教6”和“强5”等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记者：怎么从军用转到民用了？

程不时：后来就是周总理到欧洲，然后一离开中国，发现中国航空业已经离世界的进展，已经脱离很久时间了，甚至于向巴基斯坦，去租借它的客机，它的客机是美国飞机，租借它的客机给周总理出国，所以当时空中运输已经空前的发展。

记者：但是我们落后了？

程不时：我们完全落后了，我们用前苏联的螺旋桨飞机，还在勉强地飞，而且事故率很高。

记者：中央当时明确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和世界航空的差距之后，决策是什么？

程不时：决策就是我们要为我们国家出去代表的我们的领导人员，要准备出差的专机，所以陈毅元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曾经讲我们出国去开会，如果坐上中国飞机，

这个是我们大大增加底气。

运十飞机的研制任务是1970年8月下达的，因此工程代号被称为“708”工程。“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就是其中一员。

记者：您负责什么呢，参加这个项目？

程不时：我是总体设计，就是“708”工程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我们的组长，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所以我们的组长是个工人。

记者：事实上您是负全责的？

程不时：对，我是副组长，那个组长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记者：当时你们整个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呢？

程不时：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二十几年没有办公室。

记者：那在哪儿做设计？

程不时：我们借民航的候机楼，在一个废弃的候机楼，候机楼不用了，我们就借用它，租借在那里，做了二十年，我们的会议室讨论技术问题，是在食堂里头讨论，

快吃饭了，马上把图纸收集起来，全上来吃饭，吃完饭人家出去了，我们把图纸再摊开，是这样干。

记者：条件这么艰苦？

程不时：分很多组，因为有很多很多专业，有的专业组有五六个人在工作，房子实在没有了，在走廊上，在楼梯上，楼梯下来这里摆，还有就是干脆，这空的不是有包装箱吗，来把包装箱拖过来，开一个门，我们有的设计组，就在这个包装箱里面工作，有这样的情况。

解说：运十项目启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增大了项目的难度。

记者：这么大的影响，动荡，对你们而言，还能静心地潜心设计吗？

程不时：大家是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第一次涉及到噪声问题，大家都没接触过，这怎么办，就跟民航联系了，从这个最基层的调查起，而且说噪声的来源是什么，最大的来源是这个发动机喷口，这个喷口后面喷出来的喷流，有一个三角锥，这个里面噪声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噪声到底有多大，我这个隔音要隔多少，把它隔掉，没有数据，那么他们进去测，我们搞噪声的那些人就去测，怎么测呢？往里拿着拾音器，一个杆子伸到前面，伸到噪声锥里面去，还不够近，还要往里走。

记者：危险吗？

程不时：那是怕危险，怕震昏，把人要震昏，震昏就倒在那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用绳子绑住，这是最土的方法，简直是过泸定桥的办法。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程不时：比如说油量的移动的问题，我们这个飞机要装56吨油，要装到机翼里面，但是飞机在空中，它要倾斜的，它一倾斜，油箱就在里面晃荡了，油就流了，怎么保证继续供油呢，有个实验，要做一个真正的，机翼一样大的油箱，我们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油箱，很大的，几十吨油装进去，然后让它在空中可以这样动，几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工人工程师，他设计的时候，用三个点把它支起来，这三个点不同的移动，就可以造成几个角度的变化，你知道吧，后来航空部的副部长，搞技术的副部长，他一看这是开创性的，都没看见过的，他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利用创造性思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我后来到了美国，美国有个造大飞机的公司，我去看，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我看他们做，他们怎么做，机翼上吊很多钢索，然后这边拉那边拉，可以让它在空中变成各种形状，那比我们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