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人员，一方面是对外逃腐败分子进行强烈震慑，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加压，促使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全力突破重点案件，以点带面推动追逃追赃工作。”
和两年前公布“百名红通人员”相似，发布公告，曝光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是一柄“双刃剑”，既对22名上榜人员形成强大震慑，同时也给中央追逃办和相关省级追逃办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2015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后，中央追逃办全面建立挂牌督办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追逃办将“百名红通人员”分解到相关省区市进行挂牌督办，将责任压到各省区市，形成倒逼机制。
此次公布藏匿线索的22名外逃人员，共由11个省级追逃办负责挂牌督办。其中河北和北京任务艰巨，河北省挂牌督办的有5人，包括程慕阳、贺业军、黄红、虞泰年和贺俭，北京市挂牌督办蒋雷、刘勖、陈兴铭和刘常凯4起重点案件。此外，云南、浙江、山东、江苏分别督办2起案件，湖南、黑龙江、海南、河南、广东各督办1起案件。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开展以来，既全面撒网，也重点捕捞，突破一批重点案件。省级追逃办也在追逃追赃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丰富经验，总结成熟的战术打法。23个挂牌督办“百名红通人员”案件的省区市，几乎都实现了“零突破”。其中湖北、辽宁分别追回4名“百名红通人员”，北京、福建、山东和广东等4个省区市各追回3名百名红通人员。
“发布公告是内向施压、自我施压的重要标志，某种程度上就是军令状，形成责任倒逼，展现了追逃追赃的绩效意识。”高波说。
2017年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全面深化之年，3月刚刚启动“天网2017”专项行动，4月追逃追赃再度加码，公布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天网”正越织越牢越织越密，再怎么处心积虑地逃窜，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