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韩博天认为中国官僚体制的巨大灵活性和适应性，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经验，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试验和分权的方式实施治理。事实上，中国政治体系的分权特征和管治的灵活性特定，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
在传统中国，虽然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一制度形式同近现代西欧历史上的“绝对主义”和“理性国家”的政权形式相比，有很大区别。
受到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结构的影响，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万物有时，四时有序”的休养生息政策，承诺减少税收并尽量减少干预，避免了通过高税收建立大规模国家建制来实施治理，这与多数西方国家的历史国情存在很大区别。因此，在行政体制的设计方面，无论哪个是历史时期，中央都显示出简化政府机构的愿望，都会在保持政治集权的前提下，选择向官僚体系放权，向地方政权放权。
而各级行政官僚，在获得了灵活的税收支配权和地区管治权后，在行政实践中间，同样本着简化政府、简约治理的原则，在教育、救济、荒政、水利、治安等许多方面，积极运用政府和基层力量的合作，灵活施治，取得了良善的治理成就。法国有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他有关传统中国地方基础设施管理的研究中就发现，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程度不高，但总是能够通过委托、转契等灵活方法，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而得到最大的成效，从而在财政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维系宏大的社会民生工程。
“统分结合”更能代表当代中国体制的优势
今天的中国，不仅人口巨大，区域差异显著，而且经历了持续数十年的城镇化，执政挑战和管治任务异常多艰。一方面，国家治理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行政解决方案往往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它仍然需要适度的分权和治理的灵活性，以便激励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勇于担负责任，并保持灵活的地区回应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下的国家治理，又面对极端复杂的局面和不确定性，充满了各种价值和利益的冲突，这种情况下，它考验的是在关键的历史关头和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否及时把握机遇、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应当说，灵活性和有效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大意义。
数年前，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塞奇（Tony Saich）曾形容中国的高度分权体制为“盲人摸象”，虽然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但是对于处理整体性、系统性问题，却有极大的提高空间。但是如果综合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体制并不缺少这样的能力。回顾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克服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引领中国向前发展，除了高度分权的灵活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中间善于发挥“民主集中制”和“统分结合”的优势。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维护党中央权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大大提高了中央的统筹决策能力。
总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既有“摸着石头过河”的优势，允许形形色色的制度创新，保持治理的高度灵活性，又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和领导核心，善于发挥统筹兼顾的优势。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才是西方国家难以做到的重大制度优势。（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