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产穷县”的苦日子历历在目】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跋山涉水走遍宁德穷困之地】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