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振宁回国记：父亲曾三赴日内瓦劝其回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滞留海外的科学家响应新中国政府的号召，纷纷回国，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学家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海外发展。杨振宁先生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国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考察杨振宁在1964年之前与国内的联络情况，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滞留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艰难抉择是有益的。
杨振宁
杨武之受命赴日内瓦面见杨振宁
杨振宁进入新中国政府的视野并试图争取他回国，还要从其父亲杨武之说起。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杨振宁与家里的联络一直都很畅通。从笔者目前掌握到的材料来看，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没有证据显示杨振宁与家里的信息往来涉及回国问题，他与家里的联络更没有惊动政府。变化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挂念着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接到电报后，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在这里，几个方面因素发挥了作用。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1月该理论得到了实验的证实，遂成为科学界基础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杨振宁、李政道当时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青年物理学家，而且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比如，官方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就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分别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对于这样卓有成就的国际知名科学家，自然是新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杨武之主动提出要说服儿子杨振宁回国，于是，同意杨武之赴日内瓦就成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据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回忆，国务院办公室派人来到复旦大学，由她带去华东医院看望杨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有忘记自己向周总理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据杨振汉回忆：“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台湾即不断地派人去拉拢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告诫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这就是当今潮流。”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杨武之争取杨振宁回国是认真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取没有成功。至于“种种原因”有哪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杨振宁紧接着与国内方面的第二次接触，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张文裕两次当面争取杨振宁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故而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通报》等主流媒体纷纷给予报道，提振人心。中国物理学会再次发去贺电，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同时，中国政府还决定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用意就是要争取李、杨回国。之所以委派张文裕前去，主要是考虑到张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时期张文裕曾是李、杨二人的老师。张文裕旅美期间，与李、杨之间也一直保持联系——李、杨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就是张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国时带回来的。
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张文裕这位李、杨的老师，说服二人回国工作。当时，张文裕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
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过，那时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此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据张文裕回忆，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高能物理会议，国内又派他去做李、杨二人的工作。可是这一次，张文裕在与李、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明显感到1957年国内的“反右运动”给李、杨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当张文裕提到回国的事情时，李、杨二人明显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杨振宁没有在1950年代后期回国。
杨武之再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团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说服力了。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国后说：“我听了你母亲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大哥听，我非常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际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母亲没有从长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完整地说给振宁，并且说服他同我的看法一致。”
总之，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家人团聚，因为母亲罗孟华的前来，使杨振宁得以了解更多有关国内的情况，而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难，父子冲突难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有着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说：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这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再次细致描写了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如果说1957年的杨振宁还有回国的热情、愿望和打算，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已经完全没有回国发展的念头了。这不仅因为杨振宁已是头顶诺贝尔奖桂冠的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还因为国内政治运动和发展挫折当时给一些海外知识分子强烈的心理震撼。
不回国同样能报效祖国
对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说：“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参加了1960、1962年在日内瓦与父母的团聚，他回忆说：“当时中国科学需要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终于父亲没能说服振宁。”
通过上述这些片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在争取儿子回国这个问题上，杨武之是极度痛苦的。然而，杨振宁最终选择加入美国籍又何尝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呢？正如杨振宁在纪念父亲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进一步而言，杨振宁的心路历程因为其名人效应我们得以窥见一二，然而，对于千千万万像杨振宁一样在那个年代滞留海外的中华儿女，他们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显然，这是本文回答不了的一个宏大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去振振有辞地指摘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回国”。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引用文献：
1，《杨振宁文集（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顾迈男：《张文裕两度争取李政道杨振宁回国》[N].新华每日电讯，2014-08-01.
3，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吴之：《原子核物理学的重要发现》[J].科学通报，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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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谈“为什么放弃美国国籍”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孙琪）21日，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报道引发热议。他们为什么选择放弃外国国籍？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通过清华大学联系到了杨振宁和姚期智。
杨振宁表示，我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他说，2015年4月1日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而且，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不会赞同我放弃美国国籍。
杨振宁说，回归对我是什么感受？挚友熊秉明曾经说：“你的父亲虽已过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我说：“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他说，今天，我94岁了。很欣慰，多年来，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我曾经说：“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姚期智表示：“我于2004年辞去美国普林斯顿教职，回归祖国，在清华大学投入中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划时代壮举。多年来，得以培养我们的青年才俊，促进高端科研的开展，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有意义的工作。此次感谢中科院特别立法，让我由外籍院士转为本国院士。能做回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觉得万分的欣慰与骄傲！”
媒体评“杨振宁回国养老说”：你们问过邓稼先吗？
人民日报微博截图
对中国科学界来说，这无疑是令人振奋，也水到渠成的“头条新闻”。杨振宁的大名自不必说，姚期智虽不为中国大众所熟知，但他在计算机领域的江湖地位，内行人莫不敬仰。姚期智发明的加密共享数据方法属世界级重大突破，2000年获得计算机领域的圣杯——图灵奖，是中青年华裔科学家的翘楚。
恶意
二位超级大牛，已经报效祖国多年，此次入籍明志，自当可喜可贺。但互联网上“超热”反应几乎全部针对95岁的杨振宁，其中不乏含有恶意的揣测。
1、回国养老说
——杨振宁真是精啊，回来养老了。
——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国外，老了回来找尊敬来了。
——快踏进棺材了回来享受老干部待遇。
2、利己主义论
——百年之后见到了邓稼先：老杨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
——突然心疼起五六十年代坚持回国的科学家们，一生寥寥。
——深刻诠释了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活标本！
3、拍手叫好派
——能回来是好事，发挥余热带出一帮学生，也算是贡献了。
——归来就好！当年燕昭王千金买马骨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两名科学家！都有这气魄何愁人才不来？
4、拔刀相助派
——在世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微博上被键盘侠黑成这样……
——科学家拿美国籍说“不爱国”，现在转为中国籍又说“养老”、“圈钱”……这是要他们去火星的节奏吗？
5、痛心疾首派
——我觉得微博现在戾气实在太重，为现在很多国人素质深感痛心。
——看到杨振宁回国被网友们这样说，真令人难过。键盘侠毁了网络社会，也在慢慢地影响现实社会人的思想，真可怕！
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五大类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占绝对多数，后三类几乎被淹没在众多网民对杨振宁的调侃、批判甚至谩骂当中。自当年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翁帆之后，他在中国社会的形象受到巨大破坏。今天网民有如此反应，多少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不得不说，只要我们对这位老人的生平稍稍多做一点了解，就应该会为我们现在对他的不够尊敬而感到羞愧。
盛名
杨振宁大概中国知名度与争议并列最高的科学家，没有之一。
照美国物理学界的权威评价，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物理学全才。也就是说，他是当世物理学界第一人，他的“宇称不守恒”观念颠覆了物理学的一般认识。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消息传来，当时的中国一片欢呼。放到那个百年环境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值得中国人热泪盈眶的事。
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杨振宁致辞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他在许多场合公开评价自己最重大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科研水平不如人、条件不如人，但邓稼先站出来说，中国人也可以造原子弹；杨振宁站出来说，中国人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冲击是突破性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科学人信心的基础性支撑。
而他给年轻一代带来的还不仅仅是信心。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身数学奖”相继成立。
1997年，在杨振宁建议下，清华大学决定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杨振宁把在清华的工资都捐了出来，用于引进人才和培养学生。
2003年底，杨振宁回北京定居。清华大学盖了三幢“大师邸”，一幢给杨振宁，一幢给姚期智，一幢给林家翘，姚和林都是杨振宁劝回来的。
更不要说，他以物理学第一人的身份，用“面子”为中国请回多少人才，为中国科学家打开了怎样的视野，与世界科技前沿拉近了多少距离。
他在90岁的年纪，依然在给本科生上课……
很多人都知道，钱学森为美国军事部门拦阻拘押，历经艰险回国的事，却不知道1971年春中美关系解冻后不久，杨振宁马上就决定回国看一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记载：“杨振宁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因此多次找杨，都被他顶了回去。杨在美国到处演讲，介绍新中国的情形，许多美国人受他影响，开始愿意同中国亲近；一些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
1971年，毛主席接见杨振宁。
在上世纪70年代华人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中，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讲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的演讲，对当时台湾留美学生影响巨大，他也因此被称为保钓运动的精神导师。
争议
2004年12月24日，时年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登记结婚。从这个时候开始，对杨振宁私生活的议论就成为坊间经久不衰的八卦话题。杨振宁的公众形象，也因为这段婚姻而逐渐走下坡路。
杨振宁的前妻杜致礼2003年离开人世后仅1年多，杨振宁就与翁帆结为连理，双方年龄差距之大令世人咋舌。以至于在他们婚姻持续了十余年以后，还有人在互联网编造恶搞消息：翁帆之父娶了杨振宁的孙女。
也有人认为，杨振宁之所以娶翁帆并不是看中翁帆年轻，而是因为翁帆与杜致礼的长相极其相似。
杜致礼（左）与翁帆（右）的对比照片
杨振宁的婚姻有点特别，引起公众的一时兴趣，受到一些议论，也属正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杨振宁是严肃的科学家，以及科学教育领域的社会活动家，而非娱乐名人。舆论不停地将这位老科学家八卦化，在道德上对他吹毛求疵，是很不应该的。
除了私生活饱受诟病，杨振宁到底爱不爱国，也成为人们争议的话题。
批评者者们往往搬出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的老科学家，指责杨振宁“爱国晚矣”。
杨振宁与邓稼先既是安徽老乡，又是西南联大和美国普渡大学的同学，俩人有着几十年的深厚感情，后来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49年摄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博士学位，但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在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上，全然投身到研制“两弹”的任务之中。在一次试验中，邓稼先受到严重的辐射，不幸患上了直肠癌。
杨振宁在毕业之后没有选择与邓稼先一起回国，而两人获得的物质报酬悬殊极大，这也成为批评者们的一个论据。邓稼先搞“两弹”总共得了20元奖金。而杨振宁李政道因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只这一项，拿到的奖金就高出邓稼先十万倍。
197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振宁及中国科学家。二排右一为邓稼先。
邓稼先献身祖国的国防科研，为中国造出原子弹做了那一代科学家中典型的巨大付出，堪称，他的故事让多少人热泪盈眶。但拿他和杨振宁做简单类比是非常不合适的。值得一提的是，邓稼先和杨振宁是一生的挚友，杨振宁首次回国，点名要见邓稼先，在那个特殊年代，帮助邓免于批斗。邓患癌症之后，杨在美国为他找特效药。我们今天没有资格用邓稼先来批评杨振宁，如果邓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不安。
长寿是杨振宁的福分，也是中国该庆幸的事。他和邓稼先一样，怀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念兹在兹的是“中华民族要真正站起来！”并始终保持着乐观。他说，中国目前的确面临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比在过去100年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巨大问题更为严重，既然100年前我们能够将问题解决，那么今天的中国，凭借内在的韧性，依然可以克服困难。”
在杨95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住祖国之事，反而是做出了很多不可替代的贡献。据接触过杨的一位老师告诉刀哥，杨具有很深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对中国、中华民族抱有很深的感情。
对杨振宁，我们本应该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