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拘留不宜用在未成年人身上
“行政拘留不宜用在未成年人身上，没有效果，反而起坏作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告诉记者，现行处罚法及修改意见的措施，都是立足于成年人的，缺乏未成年人视角。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是其心理行为偏常的外部表现。这种心理行为偏常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对其干预矫治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行政拘留时间短，又没有专业干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的问题，反而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既与未成年人保护的方向相悖，又无助于改善社会治安秩序。
在宋英辉看来，行政拘留难以对未成年人起到预防作用。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从外部因素来看，大多违法未成年人深受家庭监护缺失、父母教养不当、学校教育偏差、社会消极环境或不良资讯的影响。从个体自身因素来看，此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身心处于过渡、发展的不稳定、不成熟状态中：在脑发育方面，尽管脑的重量和容积基本达到成人水平，但是大脑机能远远落后于成年人，特别是前额叶皮层远未成熟，辨别是非、控制行为、遵守规则的能力弱；在心理方面，处于“第二次危机”的青春期（12周岁左右至18周岁），内心充满矛盾，情绪容易波动，具有很强的叛逆性、冲动性。因此，在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未成年人容易不计后果，实施危害行为。
“对未成年人予以行政拘留，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确可以暂时隔断他们与不良社会环境的联系，在短时间内防止他们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但作用非常有限。”宋英辉说。
宋英辉认为，行政拘留会给未成年人的社会化造成负面影响。从行为自由到行政拘留后封闭式拘禁，其所处环境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会对未成年人的大脑发育、性格养成、心理健全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促成其形成反社会人格，导致攻击性增加，日后矫正的难度更大。
应完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体系
“我国目前的确存在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的弊端，对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缺乏必要且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姚建龙说，这一问题的存在属于顶层设计缺失造成的制度性缺陷，非《治安管理处罚法》单部法律的“应激修订”简单动用拘留这一最为严厉行政处罚措施所能弥补与修正。
姚建龙认为，作为一种理性和慎重的选择，《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此次修订宜继续保留原有关于未成年人适用行政拘留的年龄规定，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限定为已满16周岁，同时应考虑清晰《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中的角色。
姚建龙建议，宜将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干预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中剥离出来，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调整对象。也就是说，在未来公安机关将主要依据特别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或者《少年司法法》），同时结合普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理未成年人违警行为。对于未达到特定责任年龄的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也将主要由专门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调整。此外，建议尽快启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完善包括虞犯行为（或称不良行为）、违警行为、触法行为、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体系，重点增设和完善具有“提前干预”和“以教代刑”特征的保护处分措施，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