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汇市场波动不必过分反应
第一财经：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渐次开启量化宽松政策，随着经济的逐步企稳，QE政策将逐步退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波动，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速、政策演进等差异影响着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近些年来，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潘功胜：本世纪以来全球的跨境资金流动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以前主要驱动因素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比较强劲、资本回报率较高；2009年以后主要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全球流动性充裕甚至泛滥。
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之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特别是美联储逐步退出QE并启动加息进程，跨境资本流动开始转向，从一些新兴经济体流出。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国家都面临不少风险因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跨境资本流动扑朔迷离，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流速、流向、结构都处于动态的变换之中。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2015、2016年中国呈现的资本流出的局面？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有哪些特征？
潘功胜：受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变化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也呈现出两阶段特征。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呈现较长时期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余额快速增长。
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但资本和金融账户呈现逆差，外汇储备余额开始由升转降。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境内主体增加境外资产、减少境外负债的行为加大了我国跨境资本净流出压力。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来，境内主体去外债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的负债方已经恢复净流入。
总的来说，对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两次美联储加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受到的影响是递减的。两次美联储加息以及加息之前的预期变化都导致了美元汇率走强，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2.4%，2016年四季度上升7.1%，短期内都使得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增加，但后一阶段的影响程度明显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在美联储首次加息时，境内主体增持对外资产和偿还负债的调整比较集中，但经过压力释放后，境内主体资产负债调整已更加平稳，使得我国化解外部影响跨境资金流动的能力得到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日益优化、经济发展的亮点和新动能不断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流入的基础依然稳固。央行、外汇局在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持续发力，也将保障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呈现有进有出、双向波动的健康发展格局。
第一财经：前些年人民币升值时，大家都在担心资本流入过多。近一两年来，对资本流出的担忧情绪又有所上升。现阶段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潘功胜：从长周期的视角看，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并没有好坏之分。不能简单认为流入是好的，流出是不好的，还要具体分析流入、流出的结构和速度。例如，前些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大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增强了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但流入压力持续较大也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推高了资产价格。
对近期的流出也同样需要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与判断。当前，中国跨境资本流出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对外直接投资。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直接投资11299.2亿元，同比增长44.1%。今天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市场主体在国际上也更为活跃。中国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驾齐驱的新阶段。
流出的第二大部分是中国公民境外旅游与中国留学生海外教育的支付。这个体量也比较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年出境旅游人数已达1.2亿人次;一个海外留学生一年学费可能5万～6万美元，加上生活费，一年合计就要7万～8万美元。这说明中国更加开放，未来下一代有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有助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流出的第三个部分是企业偿还外债。前些年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美元利息成本较低，企业愿意到海外借外债。近几年国内利率下降比较快，低利率环境下转向国内融资更容易，企业倾向于提前偿还美元外债，以此来降低货币错配的风险，这是企业财务行为的调整。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跨境资本流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偿还外债。
2016年6月份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企业外债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企业外债规模又开始有所回升。数据显示，2016年3月末外币外债7600亿美元，到9月末已达到约8600亿美元，上升了1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