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婚姻法》41条，而为何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法官还是选择了司法解释24条呢?马贤兴说，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解释，是为了帮助司法裁判人员更好地理解法律及其精神。在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直接引用裁判案件的效力。它有利于细化法律规定、统一裁判尺度;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人员的“懒政”。
他表示，现实中，一些司法人员处理案件，首先不是对案件本身涉及的多方面的价值予以综合考量和判断，而是先看司法解释有没有规定，再看法律如何规定，有规定就直接引用，机械适用。
多位司法界人士认为，聚焦在“24条”上的问题实际反映了婚姻关系和市场交易的冲突，尽管法条很好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却可能忽视了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王礼仁是我国从事家事审判的资深法官之一，十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婚姻家庭合议庭审判长。王礼仁也是最早对24条大声说不的法官之一，近年他一再发表文章，大声呼吁废止24条。王礼仁说，各地适用二十四条之后，导致“三多”：申诉上访多、检察院抗诉多以及再审改判多。
王礼仁认为，夫妻一方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家事代理权，不是婚姻关系。后者的致命缺陷，在于把夫妻之间的一切行为都视为家事代理，从而导致“婚姻关系是个筐，任何债务往里装”的荒唐现象。
“不希望孩子将来遭遇同样的风险”
30岁的王锦兰是福建泉州一家国企的财务人员。2016年5月将自己“被负债”的经历发到了微博上。
这篇名为《婚姻有风险，领证需谨慎》的文章被疯狂转载，微博阅读量640余万。在文中，王锦兰说，只要24条没有被废除，你就有可能因为结婚而背上巨额债务。
“你不过是嫁了一个渣男而已。”
“你不就是想红吗?”
“找个律师好好打官司吧，不要惊吓大家了。”
网友反应不一，鼓励者、同情者有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被负债只不过是遇人不淑而已。这几乎是现实世界的翻版。
“一项司法政策不应该被‘绝望的主妇’的故事绑架。”一位作者在腾讯专栏上著文说：“被负债”是因为你嫁了渣人，而不是法律错了。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婚姻是自由的，人是要对自由承担后果的，就像投资办企业，招了一个不靠谱的经理人，只要不能证明存在恶意串通，就得为那些债务埋单。”
一位时评作者也刊文为“24”条辩护，他认为，错的不是“24”条，是不谨慎的放贷。说到底，避免借债误伤配偶，需要放贷机构谨慎，而不是简单地修改“24”条，更不可随意删除这条规定。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注意到“24条受害者”的呼声。从2013年起，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等人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提交建议，呼吁修正24条。傅莉娟认为，“第24条”债权保护的初衷已被异化，成为对夫妻一方不当举债、恶意举债的保护。
2015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崔郁指出，不少基层法官依据“24条”，将一方所欠债务统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损害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导致一系列不公正司法判决，催生出一批无辜受害女性，不得不同时承受配偶的背叛离弃和财产损失的双重困境。崔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修改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修改或删除“24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作出更合理规定。
2016年3月，最高院曾就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给出公开答复。答复称，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实践中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将债务分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目的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问题的立法调研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我们将就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制定新的司法解释，为更好地保护婚姻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依据。
1月16日，汤婷的官司将迎来第二次开庭。11月的第一次开庭之后，这位单亲妈妈将自己大部分精力花在反对24条上，她和全国各地受害者聚在一起，开始游说社会各界支持她们。
朱桂华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出院之后，她和全国各地“24条受害者”集合在一起，开始积极游说每个人所能联系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希望推动24条修法。
每当联系上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朱桂华都会第一时间在群内向大家报告进展，群内一片欢腾之声。这个时刻，朱桂华最为开心。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仅是为了她自己，还为了每个人，包括她女儿，“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遭遇同样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