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蕴含着信息量的词语，其实就是括号里的俩字：试行。
俩字也有学问。党内“立法法”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实际工作迫切需要但还不够成熟的党内法规，可先试行，在实践中完善后重新发布。”
也就是说，老王征求意见的这份规则，宁可在不够成熟的条件下也要“试行”，足见其为实际工作所“迫切需要”。
为什么？因为存在“灯下黑”。
十八大以来，纪检系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阵脚擂鼙鼓、马上抖银枪，挑落“老虎”若干，拍瘪“苍蝇”无数。数据为证——
“截至2016年8月底，全国共查处’四风’违纪问题近14万起，处理党员干部18余万人”；仅中管干部这样的高级别，“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给予纪律处分的中管干部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2753人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余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余万人。”
这都是王岐山此前透露的数据。如此战绩，为中国政治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实谓立下汗马功劳。
可是，此次调研中老王透露的一组数据，同样令他痛心疾首：“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其中立案查处17人、组织调整21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谈话函询4500余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
这组数据，一方面说明纪委系统的“自我监督”在动真格、起作用（包括各级纪委在机构设置上就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另一方面也说明，完全自我监督，容易出现“灯下黑”的现象。
这也就是王岐山放出“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这种狠话的由来。
六中全会之后，全面从严治党踏上新的征程。国家监察委员会开始试点，而且这个机构将与纪委合署办公，这也意味着纪委权力或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在镇江，王岐山就对纪检系统发出了明确地警示信号：“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制度应起到制衡的作用。”
同时，对纪委权力的监督，也以这次“党内立法”作为信号，走入制度化轨道。为什么要制定规则？就是要把纪检系统监督执纪的权力，也关进制度笼子。
公开
对纪委权力的监督，一直以来是道难题。所谓“再锋利的刀，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子”，监督纪委的难题被许多专家概括为“同体监督”的制度性缺陷。纪委系统自我约束当然必不可少，但全靠自我约束也是必然要出问题的。
十八大后落马的“老虎”中，四川李崇禧、山西金道铭，都是长期在纪检系统任职，最后身居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高位。这些人，“上级很难管、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你要是指望这些人靠自我约束，那就叫做“与虎谋皮”，别说老虎皮了，就是片苍蝇翅子，也恨不能给你扇出好大的妖风。
所以，王岐山说，对纪委的监督，首先在于各级党委。纪委要把自我约束同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制度的篱笆扎紧，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回答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