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从事广告设计的方女士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那时她在读大学。“那是一个寒冬，觉得市面很萧条。”她向记者细细回忆说：“当年我们只能用外汇券，去了友谊商店买东西。我记得光是一包12片装卡夫奶酪就80元。那时长安街中间没有隔离栏，街上没什么灯，我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车。”方女士总结她那时的感受是，“好奇多于好感，对于祖国什么时候能赶上世界的步伐，实在不抱乐观的态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到处兴建工程，感觉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但谈不上富裕。而到2000年，就有到过香港的内地同事跟我聊天，对我们的居所感觉不可思议，‘那么小怎么住啊’”。
随着与内地接触越来越多，方女士有时也体会到一些“文化差异”。上世纪90年代在内地工作，最让她头痛的是“大家对质量OK的标准不同”。另外，“内地人有时候容易掉以轻心，不够谨慎”。
虽然有“差异”，但方女士表示，“我喜欢内地朋友的直接与诚恳。而且内地人一般文学根基不错，知道很多典故和历史故事，跟他们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北京的出租车师傅会告诉你，长安街上的乌鸦是清朝的吉祥物。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是不会这样聊天的”。
80后：“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台湾新党发言人、青年委员会召集人王炳忠今年29岁，9月刚刚出版新作《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王炳忠从小被父母送到国语正音班，没什么台湾腔。“当时《青青河边草》很红，台湾人觉得大陆人说话都像童星金铭那样。”王炳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所以大家一看见我就说，‘金铭来了’”。小时候来大陆，他一不听话，大人就会吓唬他“会被‘共匪’抓走”。可是这里的人说话又都很“金铭”，跟自己很像，让他感觉“仿佛见到了亲人”。
王炳忠回忆说，小学时，老师说大陆既不是国名也不是地名，老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他一直记着这个问题，直到初中有一天突然明白了，“那时候我理解了两岸的状况——一个国家，两个地区”。后来，他迷上了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我不会认为李世民是外国人，于是就这样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不过，这样的身份认同发生过动摇。2004年左右，陈水扁操纵两岸对立到最高点，鼓吹“中国和台湾，一边一国”。王炳忠的祖父母那时候过世，给他带来巨大打击。“我的祖先几百年前跟郑成功一起来到台湾，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南子弟。我的祖父母只会说台语，也没见过长江黄河，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背叛了他们？”
直到2008年，王炳忠才逐渐解开迷惘。当时大陆有个论述，“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马英九上台后，王炳忠每年暑假都在大陆度过，更加深了对文化历史以及自身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谈到自己的变化，王炳忠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以前他喜欢跟共产党员讨论谁才是正统派，后来去南京雨花台参观以后，看到那么多共产党人为国捐躯，他切身感到“国”不狭隘，救国道路不同而已，没必要再争论谁是正统。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凌德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陈太曦萧师言环球时报记者邢晓婧吴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