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部地区的调研情况为例，首先是政府性债务风险不断累积。此外，地方融资平台转型难度大。报告称，如何把握好财政运作的“度”，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对地方政府能力的重大考验。
刘尚希也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整体风险也在加大。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验证了基本的判断，即在经济运行中出现转型亮点的同时，风险也不容忽视。
他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财政风险上升的同时，公共风险也在上升。公共风险上升表现在城镇化、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对公共服务的挑战愈加明显，公共服务改革跟不上，例如部分地区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刘尚希指出，尤其是在经济下行风险仍存的背景下，叠加了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双升”，这意味着整体风险在扩大，政策空间在收窄。“一般来说，如果公共风险扩大了，可以通过财政风险扩大的方法化解，但是当前财政风险也上升了，因此财政政策的空间也就有限了。”
对策财政政策加大“剂量”
刘尚希指出，化解两难境地，需要新的风险组合，而如何权衡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也就成为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依据。在他看来，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保持连续性。但不是“不变应万变”，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更好地释放效果。打个比方来说，疗程没完不能换新药。但也不等于说剂量不变，可能要加大剂量，也可能要加几味药。
在他看来，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是在扩大总需求方面发挥作用，现在更应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以往“三驾马车”的需求侧框架下，对财政政策的理解总是放在扩大总需求，现在是适当兼顾总需求的条件下，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目标不同了，手段也要变化。
报告建议，继续减税降费，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培育新产业和新增长点。严格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在现行已经适度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和生育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征缴费率，减轻低收入群体和用工企业的社保负担。
此外，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财政体制。包括加快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的税收分享机制，探索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法治化等。
报告还提出，改革需做好统筹规划，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区分不同改革的类型，探索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改革路径。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建议探索“中央设目标、省级定政策、市县出方案”的模式。
刘尚希也指出，事实上，改革的风险也在加大。改革协调的难度加大，阻力也在加大，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阻力看不见摸不着，使得改革落地的难度也在加大。改革存在“空转打滑”的风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因此要迎难而上，中央与地方的合力变得至关重要，地方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改革方面的积极性。
万东华表示，下一步，要高度重视和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加速培育新动力，挖掘老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认识到转型的长期性，对速度既要重视也不要过分追求。此外，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尤其是市场化改革。改革的各项政策既要落地，又要注意科学性、配套性和改革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