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正部级机构的小处室，为何成立五年升格副局？
去朝内大街225号参加新闻发布会，是政知道的工作内容之一。
见惯部级官员在主席台上从容应答的政知君，今天（11月28日）一早赶去发布厅前，内心里略微有点小期待。不同以往，这次主席台上将出现知名作家，而且是两位知名作家：刘震云、曹文轩。这两位都名声不小，特别是刘震云，近期由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正在热映。
他们为什么要到国新办，到了要聊点什么？
跳着出场
为何这两位要到朝内大街225号？
政知道刚开始也很奇怪，做了功课之后发现是个小问题。两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次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情况。
这么说，可能还不好明白。再解释下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章程，中国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委员会负责行使职权，包括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审议本会年度工作报告、批准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变更和增补。
简单理解，刘震云、曹文轩是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们负责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参与中国作协的相关工作。
中国作协的机构图
11月28日出席时，两人都身着深蓝色西装，不同的是刘震云配浅蓝色衬衫，曹文轩配黑色高领毛衣。他们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一同入场，手拿眼镜盒的刘震云落座比另外两位要晚，他从发布厅主席台一侧台阶跳着上来，坐在主席台偏中间的位置。
实话说，政知君在以往的发布会上，很少看到如此灵活的出场方式。
砸过莫言的场子
对刘震云而言，这可能是时隔五年后他再次造访朝内大街225号。2011年8月，莫言、刘醒龙、张炜和刘震云四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现身国新办发布厅，创下首次的纪录。
从左到右依次为刘震云、毕飞宇、莫言、刘醒龙、张炜
2011年，茅盾文学奖得主首次现身国新办。右一刘震云，右三莫言。
那场发布会之后，段子手刘震云砸过的场子又多了一个。当时被他砸场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日后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时隔5年之后，莫言虽然未出现在发布会上，政知道却频频听到两位作家提起他。
“当莫言得奖的时候，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第一高兴的是莫言，第二个高兴的是我，因为它验证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判断。到2016年我获得了安徒生奖，再次证明了我对中国文学所做的基本判断。”此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在发布会上被问及获奖感受时，谈到自己十多年前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判断：“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国际水准的作品”。
刘震云侧身听曹文轩回答问题，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待到该他说话时，他说：“曹老师讲的都同意。补充一点，莫言获奖的时候，第一个高兴的是莫言，第二个高兴的是曹老师，第三个高兴的是我。曹老师获安徒生奖的时候，第一高兴的是我，第二高兴的是曹老师。”
五年前，有军旅经历的莫言说，刘震云比他入伍早好几年。刘震云“话锋一转”：莫言是我的兄长，但是以我们部队的规矩来讲，确实我是他的“首长”。出身河南的刘震云当着山东人莫言的面回忆说，当时在我们班，确实有两个山东兵，老给我洗袜子，有时候我袜子本来没穿，山东人很朴实，也洗，我说，袜子都让你们给我洗破了……
处级到副局
这次时长约1个小时的发布会，政知道观察下来，段子手刘震云说话不多，主席台上的矿泉水、双色铅笔都成为他观察研究的对象。算得上回答问题、表述观点的就一次，有关著作权诉讼难、维权难。
那刘震云是怎么说这件事呢？
刘震云（中国网图）
“每一本书出版的时候，盗版肯定是有的。和前些年很不一样，盗版书它印刷的质量有时候比正版书还要好一些，所以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我都分不清递上来让你签名的是正版书还是盗版书。”刘震云的话让在场的记者都笑了，他说对盗版者“目前为止找到的很少，找到并惩罚的也不多”。
“盗版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相比刘震云，曹文轩在发布会上的态度，用“声讨”形容并不为过，“盗版的问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不仅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还有对写作的尊重的问题。”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在一个学校讲课，一个学生拿了全套的书，大约有十几本找他签名，结果书全部是盗版。他最终没听工作人员劝阻为学生签了，但边签边告诉小同学法律、版权的问题，要他不要去学校附近的小书店买书。
同时出席发布会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补充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一直关注作家维权的问题，五年前还没有这样的机构，现在我们成立了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以前是处级单位现在是副局级单位，也可以侧面说明作家协会对这方面的重视。”
政知君再补充一点，中国作协是正部级机构，五年内一个新设部门从处级升格为副局级，这在中央机构中可不多见。
据何建明介绍，中国作协成功为席慕容、琼瑶等30多位作家讨回赔偿金以及转付的稿费70多万块钱。
同意曹老师的看法
“请问刘震云、曹文轩老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领导对你们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影响？作品本身会不会被影响？”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了发布会上最后一个问题。
据政知道不完全统计，整个发布会有4次需要两人回答问题，每一次，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谦让，伸手请对方先回答。刘震云边伸手请边说“曹老师”、“曹老师”。谦让一番之后，一般是曹文轩先说，刘震云附议。
刘震云探身向前认真听完了最后这个问题，但回答时他又谦让了。
“我是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一个作家，现场聆听了他的讲话。”曹文轩没有再谦让，他说，“我的一个深切感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的了解以及他对文学的感知和我们这些作家对文学的了解和感知非常一致。我后来仔细地查阅了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书单，发现我们这些作家和习近平总书记所看的书也是高度一致的。”
曹文轩（中国网图）
“总而言之，我在听讲话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感觉，就我个人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问题，和我这么多年来想到的问题高度吻合、高度一致。只不过我们只是在潜意识里想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面把它更加理论化，更加理性化地作了分析。”曹文轩总结说。
他还特别提到，看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更感觉，“中国的作家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状态里面进行我们的文学写作。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不能写。假如说有什么东西不能写，我就知道那是全人类的、哪个国家的作家都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是不可以穿破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写。这是我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
“同意曹老师的看法。”发布会最终以刘震云的这句同意作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