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平均工资收入不高，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处于平均数以下，社会分配格局还远不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橄榄形”，而是底部偏大、中上部偏细尖的“金字塔形”，据此，苏海南认为，不宜简单套用国际上确定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基于多年研究，苏海南对中国中产阶层做了严格界定：其收入处于全国或当地社会平均水平与较高水平之间、其家庭生活水平达到全国或当地小康与比较富裕程度之间的人员。
具体量化标准是：中产阶层成员的收入在各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与平均值的2.5倍之间，即从全国层面看，2013年劳动者个人年收入在6万至15万元或家庭收入在8.5万至22.5万元，家庭人均住房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及以上且另有一定数量金融资产者，就可以认为进入了中产阶层；而在北上广深，收入则须达到全国平均值的两倍，即2013年个人年收入12万至30万元或家庭年收入17万至45万，且其住房问题基本解决并另有一定金融资产者，才能在当地称为中产阶层。
按照以上定义，苏海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参考一些研究机构对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测算得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劳动者有1.6亿多，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7.7亿的20%；加上其赡养人口合计约为2.4亿人以上，约占全国人口总数13.67亿的18%。当然，今年已经进入2016年，上述收入和财产标准区间也应适当提高，中产阶层人数和比重也可能会有所变化。
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当今中国，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而不能增长到12000美元之上，从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还没有厘清，“中产收入陷阱”这一新概念又“横空出世”。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日前他撰写的《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一文，引发广泛关注。
李稻葵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值得警惕，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他甚至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中产收入陷阱”的端倪。
比如，“最近以来，我孩子的一些同学的家长在忙着办移民，他们担忧的是孩子们不能适应中国高度竞争的中小学教育；我周边的不少朋友，由于担心空气质量对子女健康的影响，也选择了出走；还有一部分家庭，担心未来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养老费用，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等公共卫生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即便那些还没考虑移民的中产朋友，碰到我经常问的问题也是：人民币会不会长期贬值，家庭资产如何转移到国外。凡此种种现象，无非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
在李稻葵看来，中产收入阶层的焦虑，来自高税负下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忧虑，来自不断攀高的房价和教育、医疗、养老的高成本。更为严重的，“中产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丧失社会政治发展的稳定器，导致国家迟迟不能迈入成熟稳定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
如果李稻葵所言“中产收入陷阱”成立，无疑，中国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
但是，在苏海南看来，是否会陷入“中产收入陷阱”，要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层次综合配套改革的进展。如果改革力度不大、决心不大、措施不落实，“中产收入陷阱”是有可能出现的。“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是，中产阶层的比例还明显偏低，首先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现状，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接下来，才是如何避免陷入‘中产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