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张辰所供职的乡镇上，16岁至49岁的适孕妇女接近一万多人，完成一次进站查体需要两个月，刚上班时一年上级检查两次，花上四个月到半年。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有个场景，村干部对49岁的村妇说，现在条件好了，49岁还能生，得经常来查。这种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为了凑人数，有时计生干部不得不让高龄产妇频繁查体。
妇女进站检查需要按指纹，乡镇的指纹录入率高，说明进站率高，得分就高。但应对检查的方式很简单，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指纹录入，系统不会查重。
在杜丽丽看来，张辰工作比较较真，跟学习严谨的统计有关。“他为人比较实在，一旦在报表中发现些问题会较真，有次领导近乎恳求他通融，能不能给我留点脸？”
问张辰如何面对自己亲戚的说情，他笑着想了想说，“如果亲戚违法超生了，顶多罚钱时多宽限他两天准备钱。”
但他工作中有时也会陷入操作上的尴尬，“比如市计生委接到一个举报，当地某人涉嫌违法怀孕。给你20天时间落实。落实是什么意思？或者证明他有，或者证明没有，当时下通知还有句话，到期不能落实，按有对待，就类似疑罪从有。”
“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如今，张辰所在乡镇仍然面对上级检查的压力，但检查很快从计生转向了其他“重点工作”：禁烧秸秆、低保实地调查、残疾人网上平台录入等——“全面二孩”后不再需要那么多计生干部。
全国计生干部队伍有多大？
据《南方周末》报道，《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共有约50万名工作人员。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国人口发〔2009〕5号》文件显示，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随着30年来最严的计生政策画上句号，百万计生队伍也在分流。
此前，一个村的计生工作通常由一个专职主任和一个查访员来完成，放开二孩后，多数村只剩下一个专职主任来处理日常工作。而张辰此前供职十余年的计生办里，今年春节后陆续分流了一半人，剩下的都是妇女，杜丽丽留下来做了计生办主任。
7月15日午后，计生办里有六七个工位空着，只有杜丽丽忙忙碌碌，“有些女职工跑去生二胎了，我一个人就有些忙不过来，原来批二胎证，现在批三胎证。”36岁的她指着办公室门前的小面包车说，“我19岁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天去村里抓超生，车轱辘都快磨平了，现在，车就摊着。”
但在与张辰工作乡镇相邻的开发区计生办主任向华看来，可以让生二胎，计生工作矛盾只是稍减轻一些，“农村里有人觉得，政策放松就是生育得到解放了。（计生）难的还是社会抚养费征收。”村计生干部徐良燕自认为把村里摸的熟，但多数时候，她还是找不到应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张辰把这归因为流动人口的加剧，有人外出打工赚钱，也有人从外地移民至此逃避计生。流动人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配合管理，但各省各地管理上不一致。
但考核计生工作多年的“一票否决制”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向华说，“以前是达不到就不行，像合法生育率啊，性别比啊，现在不再提这种问题。靠个别数字来评判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科学的。现在国家都不是只讲GDP了，一个数字哪能代表一个地方的工作成绩？”“起码阶段性高压计生的时代过去了。”陈染说，他是张辰刚参加计生工作时的计生办主任，分流后现在担任乡镇信访办主任。与张辰一样被分流出来的其他七个同事，有的去做了管理区（乡镇中某几个村组成的社区）干部，据说今年主要工作是“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