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钱钟书更像是一对天作之合。杨绛撰写《我们仨》，回忆与钱钟书的美好时光。从相识到去英国留学再到钱去世，杨绛大小巨细记载着那些走过的日子。
杨绛回忆：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能和钱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钱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钱钟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
杨绛说，她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但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
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钟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钱钟书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而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钟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1982年6月，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钱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钱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钱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
钱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钱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杨绛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杨绛说：“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杨绛点着钱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
钱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只是钱钟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钱钟书这一生，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如同所写：“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