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出现这些问题，山西省在开展这项工作之初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严格标准和规范程序作为工作重点来抓，根据中央纪委的有关要求确立了“三个可以谈”，即凡是反映笼统、难以查证核实的，反映轻微违纪问题的，问题较少、情节简单的就可以采取谈话函询。同时，明确“三个不能列入”，对于反映问题具体、可查性强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顶风违纪的，不列入谈话函询类处置。
“这两项原则从正反两方面锁定了谈话函询对象的适用范围，一直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基本遵循。”山西省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丁利军介绍说，在实际操作中他们要针对具体情况认真研判。对收到的问题线索，有关纪检监察室先在一定范围内集体研究，提出拟处置意见。省纪委书记、常务副书记再与分管副书记、常委一起，认真听取各室汇报，对问题线索逐人逐件进行分析，确定处置意见。“对一些重要的省管干部，还要报省委书记批准，以此确保选准对象、选准问题，实现谈话函询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丁利军这些执纪审查一线的同志看来，虽然在两条原则指引下工作好开展多了，但要求也更高了。“以往初核后再处置，就像给病人先做核磁共振再下处方，心里虽然更有底但成本过高。现在更像中医的望闻问切，要求执纪审查人员具备更高的能力素质”。为此，省纪委组织了“学思践悟�岗位练兵”等活动，把运用“四种形态”作为重要内容，持续开展业务培训、技能比武、工作研讨，并在省、市纪委层面分别建立了市、县纪委书记例会制度，及时传达精神指导工作，促使纪检干部不断提高运用“四种形态”的能力和水平，为从源头上把准每条问题线索提供保证。
解决了“和谁谈”问题之后，确定“谁来谈”至关重要。“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安排权威性高、对情况比较了解的领导主谈，这样既体现主体责任、压实主体责任，也让被谈话对象更有压力，更容易把问题谈深谈透。”山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年多来，仅省委领导带头就谈了159人，效果非常好。
省委领导以身作则，各地纷纷跟上，建立了相应的谈话函询机制，普遍重视发挥市、县常委和分管领导的作用。“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无论主谈还是陪谈，都在谈话活动中受到了纪律教育，增强了责任担当。”山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说。
怎么谈：纪律为尺、宽严相济，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体现在各个环节
山西省纪委副书记郝权与某国企原党委书记谈话时，这位“老书记”开始很不理解，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眼看谈话可能进入“僵局”，郝权立刻转换角度，联系近期山西省22家国企补交8000多万元党费的新闻，对其发出质问：“你在企业干了这么多年的党委书记，对企业党员不按规定交纳党费的问题有没有责任？”听到这个问题，对方一下子就红了脸。郝权紧接着做工作、讲政策，使被谈话人不仅承认负有责任，还十分配合地将其他问题线索一一讲清。
讲问题不止于线索，重过程更追求效果，成为山西省谈话函询工作的一大特色。为避免谈话出现“一问就没”“就事论事”等问题，山西省注重方法创新，认真抓好谈话函询每个环节，努力实现执纪效果的最大化。
“谈话能否细致入微，准备工作非常关键，绝不能简单地拿着举报信就上场。”山西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傅锐说，在谈话函询正式开展之前，必须了解相关情况，准备相关材料。特别是开展谈话，有时甚至连通知被谈话对象的方式、谈话地点的选择等，都要经过慎重考虑，在此基础上拟制谈话方案和谈话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