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被国家监测系统录入的数据是否完整？不同类疫苗具体的风险比例有多高？王胜生质疑，对公民而言，目前这些仍是无解的问题。
法律和自由讨论是最终保障
人们总希望疫苗既能保护所有接种者，又没有任何风险，但现实是——疫苗并不完美。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损害？一方面需要成熟的赔偿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更大范围的公众知晓权和公开讨论。
现实中，怀疑自身受疫苗之害的家属群体往往走上漫长的上访、索赔道路。其中一大原因即在于：现行规定下，对异常反应的救助有限，而中国对疫苗异常反应的鉴定处理机制仍不完善。
2005年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但对于严重残疾、需要终身医护的受害者，该规定则显得不尽合理；此外，《条例》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争议发生后，卫生部门既是受害者索偿的对象，又是责任认定和裁判方，其公平性受到质疑。
在美国，疫苗损害问题也曾引发公众的不满和忧虑，最终催生了疫苗损害的赔偿立法。美国在1986年出台了《国家儿童疫苗损害法案》，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计划，用以发展新疫苗，提高疫苗质量，并对因疫苗受伤或死亡的受害者给予赔偿。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疫苗伤害赔偿程序》，赔偿的最高额度可达数十万美元，包括医院检查费、护理费、劳动力损失费、律师费、精神损害费等。
美国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列出了一个疫苗伤害清单，这些疫苗出售时要缴纳一定税收，以此作为救济基金的来源。从1989年法案实施到2008年12月1日间，全美共有1063位受害者获得赔偿。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该制度保证了疫苗的供给，稳定了疫苗的成本，同时还建立和维护了一个简洁、确定而又有效的赔偿机制。他认为，接种疫苗引发的事故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公共风险，其解决不但需要沟通，更需要法律保障。
疫苗受害者家属华秀珍则盼望更多的信息公开和公共讨论。她认为，媒体对疫苗风险的报道太少。她称，“这是因为官方考虑到疫苗是公共卫生问题，如果扩大负面影响、影响民众信心，将导致疫情扩大”。但华秀珍质疑，“隐瞒和打压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她表示，如果选择开诚布公，政府能以此契机改善不规范的环节，增强措施保护疫苗受害者，将使更多人受益。
在疫苗损害事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华秀珍期待，像美国这样检讨疫苗损害、披露不良反应信息、允许舆论透明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做法，能够成为今后中国的常态。
如今，王胜生已托人把联名信寄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并抄送公安部、国家卫计委、食药监总局，她说，“我们需要一个改善的环境”，尽管在公开信息中，山东疫苗大案至今还未发现产生任何严重致病后果，但王胜生等人仍认为，预防措施是必须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孩子还要在这个国家成长，希望他是健康的、不受伤害的”。
王胜生说，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和母亲，只有政府在疫苗安全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才能给她安慰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