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队员们想出的办法就是集体辞退，但是由于“组织上一直做工作，好些事情也没解决”，她们“想退退不下来”，只能继续参加比赛。“没有马导逼着”的她们开始不再依赖于兴奋剂，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成绩一落千丈，“这样就发生了败在北京的事。那是头一次不用药参赛，打马拉松接力，谁也跑不动，两条腿那个沉呀！输到第五名。输到底我们也不吃！接着到五月份，去太原参加全国锦标赛，输的更彻底，不用药都不会跑了。干脆全军覆没拉倒！王军霞坚持跑完五千，接着一万就不想跑了。舆论界不明白队里的内幕，光说我们离开马导不行啦，背叛了老师啦，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啦，谁能想到我们的更大痛苦呢？”
兴奋剂给运动员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平复，有一次，王军霞回到家中，对父亲母亲沉痛交底，她说，由于大量用药，将来担心我们这群苦孩子不能为爹妈生孩子。如果真的不能生育，我就去领养孤儿，不知道大连有没有孤儿院？我退役后领养五个八个， 十几个也没关系。我养活他们，抚养他们长大后上大学，他们都是我爸妈的好孩子。
谈及当时“打针”的情形，运动员们说：“他谁也不会相信，几年来都是他亲自打，使用那种一次性的针管。他总跟我们夸，说这种药是好东西，太好使了，他指的是EPO，他说谁要不听话，跟我耍小心眼子，那吃亏的可是你们，我这里手指头动一动，多推点少推点，你们要吃多大的亏？”
年轻教练李卫民回忆说，因为自己的妻子“学医，搞药理，懂得这些东西，也有点路子”，马俊仁才选中了他。“老马要打针，我的队员也到他宿舍去，他有意不让我看，避开我，这倒不是要对我保密，而是怕我说他用量偏心眼儿，回来我一问，小队员说果然是这么回事，他给我的队员两人合打一支，一人打一半，给他的队员一人打一支，怕我有意见。那时候他也在摸索，我们都没经验，结果那次效果相反，他给队员打过量了，反而跑不动，有的高烧不退，临到出国还跑不上去，只好临时换人。运动员们的用量，都是那么摸索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