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举报，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欧雅琴不解。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令欧雅琴更不解的是，丈夫被抓走的20多天里，她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甚至不清楚涉嫌何种具体罪名，采取哪种强制措施，以及关押的地点。
还有一个问号是：举报时是匿名的，怎么身份就被查出来了呢？
在辩护律师周振文的介入下，衡阳公安部门提供了《监视居住决定书》。
周振文说，这份法律文书的纸张，还是在办案人员说缺纸的情况下，他从自己包里掏出的草稿纸。
决定书显示，衡阳市公安局在侦查“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时，因案件情况特殊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2015年8月11日，对董志国作出监视居住决定。
周振文质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国并没有“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项罪名，周振文分析，此处或为笔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去掉“被”字。
这项罪名，用在董志国的行为上适用吗？
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冯卫国认为，董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依据不足。
冯卫国解释，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该罪涉及的信息范围是特定的，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本案显然不属于这一情况”。
此外，家属和律师质疑，衡阳警方的办案程序也存在问题。
《监视居住决定书》中显示，决定对董志国执行监视的居住地是衡东县白莲镇新街××号（户籍地址），由衡东县公安局白莲派出所负责执行。
周振文介绍，而实际上，董志国的被监视居住地，是在衡阳市枫树林宾馆，宾馆右侧大门紧锁且有专人把守，系衡阳市纪委专门的办案场所。
周振文指出，《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有明文规定，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9月7日，周振文向衡阳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在犯罪嫌疑人住处监视居住，并要求会见董志国，均未得到正面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新林认为，本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各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措施，“该案是打新规定的脸。”
结合被举报者谭建华的被重用，对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质疑，董志国家属认为，这已不是监视居住，而是限制人身自由。怀疑董志国被抓是“暗箱操作”、“打击报复”。
对于以上质疑，截至昨晚，衡阳市公安局一名主管宣传的李姓负责人称，暂未收到此案汇报材料，拒绝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衡东县纪委负责人电话，均无人接听。
“举报无错，方式欠妥”
昨天，董志国第一次返岗上班了。
他的很多同事知道，此前，为审查董志国是否有经济问题，办案人员调走了河西管委会的账。
9月22日，衡东县纪委书记龙朝华在河西管委会通报了这起案件，认为这是董个人的行为，不要因为提走单位的账就人人自危。
但董志国的不安，妻子欧雅琴能看得出来。
国庆这7天，丈夫的睡眠不好，他经常晚上醒来，坐在床边。
直到现在，公安部门仍然在对董志国监视居住。
董志国认为，举报谭建华赌博的事，他并没有做错，只是方式欠妥。
但董的一位同事认为，他以这种调查方式举报，实际上破坏了某种潜规则。
针对这起“侦探门”案，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对于类似的侦探式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治秩序，违反程序正义，如果助长这种方式，对法治和社会不利。
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冯卫国表示，为了打击对方而雇人秘密跟踪调查的行为，是一种有悖政治伦理甚至可能违法的不健康行为，应当加以约束，但在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况下，对董志国的这种行为治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家庭灾难，董志国的父母至今都难以理解那些晦涩的政治与法律关系。
在父亲董瑜福的期望中，只要儿子扔掉锄头，不再像他一样做农民就是祖上积德了。
9月22日，母亲肖瑜芳指着电视机对新京报记者说，衡东县电视台播出，举报违纪违法会有500到1000元的奖励。
“为什么我儿子做了这些事还受罪？”
“不晓得电视台说的是真是假？”老人嘟囔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