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现象我想到，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站前站长、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前主管大卫·艾克曼，于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造中国以及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主张西方应用基督教驯服中国，并预测“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默勒·戈德曼说：“大卫·艾克曼揭示了基督教是怎样填补20世纪最后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后在中国出现的精神真空的。他撰写的书详述了基督教……在各界，从穷乡僻壤的农民到北京权力中心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的爆炸性发展……”
这本书，这些话，让我辗转反侧，夙夜兴叹。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的基督徒不过40万，而今已达上亿之众，超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想当年，中国人民都是跟在中国共产党身后的，今天，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了？外部的诱惑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原本拥护我们的群众离开了，责任主要在我们自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群众路线”提到全党战略高度，令亿万国人欢欣鼓舞！人民希望那个从瑞金出发，从古田整装，从遵义、延安壮大，从西柏坡走向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相关部门决不能麻痹大意。现在，“欢度圣诞节”在中国已渐成气候，许多老百姓对此习以为常，甚至有的高级干部也发短信互道“圣诞快乐”！文宣部门对此怎能熟视无睹？城乡各地，教堂林立。我们绝不能让十字架插遍中国大地！像刚才提到的那位信仰基督教却大肆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虚无新中国历史的人和现象，更提醒我们要警惕极端宗教分子在中国制造恐怖主义的同时大肆进行文化破坏。这是意识形态斗争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本刊记者：但有些人担心在信仰自由的大环境下，对宗教的发展进行干预会引发宗教事件。
戴旭：敌对势力利用的恰恰是这种消极退避的心理。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管信仰何种宗教，前提必须是保证爱国的。这一点，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而且，意识形态斗争就是要敢于碰硬，不仅要善于运用我们的理论武器主动迎战，还要懂得拿起国家的法律武器。要清醒地认识到，二战后，美国征服世界的主要战略指导已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向文化帝国主义过渡了。但是，在我们的文宣系统中，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有清醒认识、都有文化战略意识。
本刊记者：您在不同场合和著述中都表示，美国对中国国内的一些顽固坚持反党、反政府立场的人，暗地里给予了大力支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戴旭：这是美国全球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就像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的，现在网络上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带”：“红色地带”，就是以爱国网民为主的一方，他们人数占优，但没有主阵地，处处受限；“黑色地带”，就是那些“推墙”“砸锅”的人，他们是少数，但掌握着网络传媒和新媒体平台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可以任意制造舆论事件，在网络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灰色地带”，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红”“黑”双方都在努力争夺的区域。在意识形态角力的网络“棋盘”上，谁最终占领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谁就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