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对阮齐林的观点表示赞同。在钱列阳看来，“罪是立体的，由多方面行为构成，绝不仅仅是涉案金额这么简单。”一名涉贪官员归案后是否承认错误、积极退赃，是否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转移到国外无法追回等，都是评判罪行的重要标准。钱列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表现比数额本身更加重要，在量刑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在情节重于数额的思路下，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就是一正一反两个鲜明的例子。2009年7月，陈同海以受贿1.9573亿在当时创下1949年以来全国最高涉案金额。但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还检举他人犯罪线索，故北京二中院对其从轻判处死缓。而早陈两年宣判的郑筱萸，虽然受贿金额只有640万元，却因为“严重破坏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和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死刑。
与陈同海几乎同时受审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由于贪污8250万、受贿2661万被济南中院一审判处死刑。虽然李在归案后全部退缴了贪污款，但鉴于具有索贿情节、且给国家经济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被告上诉后，山东高院终审依然维持原判。对此，阮齐林的解释是“法院对贪污的处罚往往要比受贿重一些”，“因为贪污是侵吞国有资产，受贿是收受他人财物并相互利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
2014年底公开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尚未通过，却已经把情节重于数额的理念贯彻其中。受访的多位学者、律师均认为，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对贪贿犯罪量刑、尤其是判处死刑方面，刑法修正案(九)有两点明显变化：一是在数额特别巨大之外，强调了“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二是在判处死刑之前，要先考虑无期徒刑。
对于即将在立法机关获得认可的第二点变化，司法机关早已进行过尝试。2010年，《财经》杂志曾经统计，在50名具有详细司法审判资料的高官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约10%，死缓的为26%，无期徒刑的为14%，其余50%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九成贪腐官员得以保命。
在阮齐林看来，这是对死刑进行特别限制的一种体现。“因为死刑和其他刑罚不同，适用时经常要对反面因素加以考虑。”阮齐林说，但凡能够找到宽恕的理由，法院就应该尽量为被告人免除死刑。
对于贪官获死刑，钱列阳始终不认同那是最严酷的刑罚、最有震慑性的预防手段。“有的案件里，你会发现贪官被纪委找去谈话后直接就自杀了。”钱列阳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一些贪官不怕死，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几年里，自杀的涉贪官员远比被判死刑的要多，所谓 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