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那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柴静：我自己并不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那有一种强迫性。小时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树根上，我奶奶没说什么，只是拿小铲子把肥皂水铲起来，埋在了别处--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我自己曾经对雾霾无知无觉，现在我对空气有我的爱惜，所以我去找适合我的方式，比如尽量不开车，比如参与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上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我把这些也呈现出来，这些只是能做的一小部分事情。我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人民网记者：是什么让你觉得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
柴静：这一年我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拜访他人，包括职能部门。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而且认识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一年中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是与体制内外专家共建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毫无回报地提供支持，其中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跟朋友说过，这个人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个感染。即使他批评的人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出自诚意。
去拜访石化行业的有关专家时，我说问题如果您觉得尖锐，请不要介意。他说没关系，你问的都是媒体和大众关心的，应该向大家公开，他也很坦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环保与经济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公开讨论是前提，在这次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人民网记者：除了这次演讲，你还做了什么？
柴静：当前《大气防治法》正在修订，我将采访的资料和稿件都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为法律修订带来一点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
我将稿件也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态度是因为，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人民网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人民网记者：我不仅是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