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要把好友刘辉的“婚姻”给卖了，售价是30来万元。
刘辉在一家央企上班，且拥有北京户口，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单位可以再给他爱人一个北京户口的指标。”赵明说。
这些成了赵明代为“吆喝”的资本。赵明说，由于买房着急用钱，刘辉托人帮忙把未来的这个指标卖掉，“也就是，他和女买家'假结婚'”。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场看似合理的交易背后，北京地下户口指标交易市场若隐若现。多年来，警方的打击始终没有停歇，但户口需求的原始冲动，推动着其价格不断走高。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进京政策之外办理户口，至少包括假结婚、假工作、公安“内鬼”操作等途径。同样宣称能走“神秘通道”的，还有骗人钱财的“黑中介”。
“世界上哪一个有巨大利益的链条能禁止得了呢？”研究户籍制度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直言，这些现象不是光靠打击犯罪、强化管理能够彻底解决的。
“假结婚”落户
这场并不光彩的交易中，熟人显然比陌生人更可靠。在一位熟人打过招呼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上了赵明。
赵明目前在一家正规公司上班，本身并非户口中介。卷入这番生意，纯粹是临时帮好友刘辉的忙。
刘辉是一家在京企业的员工。这是一家创新型企业，在业内颇有名气，按照领导的说法，单位可以分给他未来的配偶一个进京指标。
“女朋友正在深造，家里又要买房，着急用钱，所以不得已要卖这个指标。”赵明介绍，刘辉顾虑，买户口的女士年纪不能太大，不然在单位的影响不好。
他们设想的流程是，先与买家领了结婚证，再由刘辉拿着结婚证到单位申请本应留给他爱人的指标。如果一切顺利，户口大概在两年后办完，等拿到北京户口，刘辉就与买家办理离婚手续。
这场生意将约定，“售价”是30万元左右，首付5成以上，待手续全部办完后再交齐余款。
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场划得来的交易。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阶段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外省市人士在购房、车牌摇号、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将绕弯路。
与此相伴的是进京指标的稀缺。据媒体报道，外地进京人士如今已累计800余万，但进京指标多年来持续停留在每年大约18万个。庞大的需求与严格控制的供给，让这一社会议题备受关注，户口指标地下买卖市场也在夹缝中生长起来。
赵明告诉记者，他知道一个朋友曾经花45万元买了北京户口，“后来被查出来了，钱打了水漂，户口也被打回原籍，全白折腾了”。
警方的打击力度的确在加大。2014年8月，北京警方查获一个16人团伙，非法倒卖进京落户指标，其中1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滥用职权罪被批捕。
一名试图通过地下市场办理户口的当事人告诉记者，最近风声确实紧，他的交易暂时搁浅。
“这个户口靠谱就靠谱在是单位给的。”赵明对自己提出的流程很有自信，不过，由于通过单位走程序不容易，所以，两年时间是必须花的，“只能通过'假结婚'才能办理。”
即使有熟人介绍，赵明仍然不愿让自己的朋友走到台前，“我可以帮你核实信息真假，但是，不能让你见到本人”。
不只赵明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在一个户口买卖的QQ群中，一名自称是单身军官的男子也打算“假结婚”，再为买家办随军落户手续，“我是第一次结婚，单位不会问那么多”。
“这不算犯法，最多算玩玩政策。”他告诉记者，“我婚恋自由。”
相比借助身份优势，普通人的“假结婚”通道已被关上。按照北京市落户政策，如果外省市户籍人士希望投靠京籍配偶的户籍，婚龄需达10年以上。这样的限制，显然让普通人“假结婚”因漫长等待而不具可行性。
买“假工作”得指标
除了“婚姻”的赌注，工作也成为地下户口交易市场的砝码。
王亮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进入计算机行业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公司待遇并不差，但没有给他提供进京指标。
“你成绩那么好，那么有本事，好几家国企愿意解决北京户口。你为了外企的高薪而放弃户口，不觉得可惜吗？”王亮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事实上，王亮已有了北京户口，并在北京市海淀区购买了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
王亮的女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个户口花了十余万元，且大部分钱是由公司出的。这是一个集体户口，“挂靠”在其他有户口指标的企业。
另有多位不愿具名的当事人向记者证实，他们正在或者已通过“挂靠”的方式获得北京户口。这些操作的共同特点是，工作在A单位，且A单位没有为他们提供户口；户口落在B单位，但他们从未在B单位工作过。
实现这种挂靠，需要B单位高层或人事部门的配合，有些需要象征性的费用，有些因为是熟人而直接免费。另有些情况，甚至由员工真正的工作单位代为办理挂靠户口，目的多为留住人才。
相较“假结婚”而言，这样的“假工作”模式显然更容易形成产业。记者分析警方近年来公布的落户指标买卖案情发现，通过“假工作”落户的操作屡屡出现。
今年8月，北京警方称，北京众和信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名田姓经理，勾结十余家大型国企、高新技术公司人事部门人员，非法售卖这些企业接收应届大学、硕士毕业生工作及进京落户指标。
负责给这些大学生办手续的，包括易人合众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管理部张姓经理、中铁16局人事处张姓科长等人。递送给这些单位的学生简历，都是经过田经理筛选的。
警方称，田经理等人被抓获时，共牟利300余万元。单个户口的价格，最高的被卖到了33万元。
更早些时候，2013年，北京金吉列留学公司也出现倒卖户口的事件，涉事人员包括公司的朱姓总裁、唐姓副总裁等高管。
根据警方公布的案情，该公司每年可以从全国人才流动中心申请到几个应届生的户口指标。朱总裁等人商议决定将3个指标出售牟利，每个售价8万元。
在此后的利益链中，这一价格迅速被抬高。公司分管薪酬的一名刘姓经理将其中1个指标卖了15万元，另两个指标则托朋友分别被卖了26万、72万元。多出的钱均由刘经理及朋友私分。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通过“假工作”落户的案件中，相关人员涉嫌的罪名多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滥用职权罪。
网上叫卖
即使没有熟人的引荐，地下户口指标交易市场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互联网上，打着各类名义的户口中介真假难辨。
在一家知名同城交易网站的北京站，中国青年报记者用关键词“办理北京户口”搜索，有17931条检索结果。记者通过网络渠道与一些中介取得联系。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中介宣称的身份共有两类，一类是老乡或朋友是某一政府部门的领导，可以代为运作“假工作”；另一类是中介本人获得了所谓“空户”的指标。
他们宣称的办理渠道，分为快、慢两种，快的只需几个月。一名张姓中介称，他所依托的关系是某科研机构的领导，该单位每年都会空出两个户口名额。办成之后，户口将挂在该单位附近的小区。
“一到两个月就行，没有性别、年龄和学历的限制。”他如此描述这种“填补式”的操作方法。
更常见的办理方式，是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借壳办理”。多名中介告诉记者，他们可以假借接收毕业生的名义进行工作招录，有了所谓工作，户口就自然可以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介宣称所推荐的工作，只需挂名即可，而有些则号称可以直接前往上班，“一次性解决了工作和户口”。
“可能出现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们找到的单位你不满意。但是，我们可以在一年之内进行岗位的调整，并且保证负责处理3～5年内出现的所有问题。”一名唐姓中介举例，一个法学专业毕业生希望去司法机关，如果找不到，就可以先到一些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再尝试转单位。
另一名中介的“效率”会差一些，他称，毕业生买家需要在毕业后为一家新成立的银行工作3年，3年之后才可以落户，“因为这家银行是年初刚成立的，有一些户口指标”。
所有中介都向记者坦言，现在无法直接办理户口，只能通过“借壳”的方式，“这在前几年还可以，最近一年公安机关查得严了，基本上花钱也办不下来了，所以只能走正规渠道，比如人才引进、研究生毕业等”。
至于这些中介所宣称的价格，最少的需要20余万元，多的达70万元。
此价格已经过了一番上涨。梳理媒体公开报道，大约在10年前，地下中介市场的北京户口价格为1万余元，目前最高的已突破70万元。
花钱买户口受骗
“以前找人办户口的时候，花多少钱，领导都不要。一被举报就全废了，花多少钱都捞不出人。”赵明听说，现在无法直接卖户口，前两年还可以办，“但今年查得特别紧，退了一批人。”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张红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年上半年，他办理过两起与户口买卖有关的案件。
一起案件涉嫌招摇撞骗罪，嫌疑人是一名刘姓男子，冒充自己是看守所警察，宣称可以为一名外地服务员的两个孩子办理北京户口，收了1万余元。
另一起则涉嫌诈骗罪。张红星介绍，该区良乡有名李姓男子开了一间法律工作室，后来3个人通过朋友的朋友辗转联系上他。李称可以代为其孩子找工作且解决户口，最终共收取105万元。
两起案件中，刘、李均是到了承诺期限，但一直没把承诺的北京户口办成。最终，受害人报警。
另据《北京晚报》报道，2010年至2013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已查办利用办理户口实施诈骗的案件25件，依法批准逮捕25人，总涉案金额达650万元。
媒体曾分析，在前述25件诈骗案中，利用熟人关系实施诈骗的11人，通过朋友介绍实施诈骗的13人。同时，本土化犯罪的现象较为突出，北京本地人员13人，占52%。
在操作手法上，21人谎称自己或有亲友是公安、部队或其他用人单位领导掌握进京指标，此外，也有人利用售房捆绑办理户口、拆迁腾退房屋迁入户口等方式进行诈骗。
张红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所办理的案件也呈现出一定规律。被害人“以前可能听说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办理成功，甚至黑市上有专门的价码，这些老百姓间的口口相传，让他们以为花钱就能办成”。
据媒体报道，一些户籍民警受到处理，他们收钱并把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的户口落下了，这无疑暴露出一些监管方面的漏洞。
张红星分析，这让被害人相信可以花钱买到户口，骗子也正是抓住这种心理，让人相信其有能力办好户口。
这种现状显然与北京户口客观上的含金量有关。作为首都，北京的生活、教育、工作及医疗等资源，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不过，这座特大城市的户籍政策正在缩紧。在很早以前，居民通过购房就能获得户口，但现在不行，通过结婚落户的方式也不那么简单，一些此前允许落户的大门逐渐封上。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褚宸舸认为：“户籍本身背后有利益，这种利益有稀缺性，不可能每个人都得到，再加上在户籍的分配过程中又存在'黑箱操作'，所以有些想要得到的人选择通过不正当方式来买卖进京指标。”
在褚宸舸看来，倒卖户口的现象就和其他一些犯罪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就消灭掉，“和医院看病挂号都能产生买卖专家号一样，如果一些利益继续附着在户籍上，那么倒卖户口指标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文中赵明、刘辉、王亮为化名)
北京户口指标买卖演变考
事实上，地下户口指标买卖的格局演变，与北京人口形势及应届毕业生进京政策的变化密切关联。
互联网能检索到的买卖进京指标的公开报道，最早的出现在200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正是地下户口指标交易市场被关注的时候，也是人口形势严峻、进京政策紧缩的年代。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199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1000万大关。而在此前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对常住人口控制的期待是，2010年仍然在650万人以内。
也就是说，在世纪之交，北京提前11年突破了计划的控制常住人口数，并且超出将近8成。几乎是同时，进京政策开始紧缩起来。
这个变化发生之前，一个高校毕业生获得北京户口，需要留京指标、进京指标两个指标。进京指标通常只需找到一个可解决指标的用人单位即可，留京指标则由各个学校具体分配。
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户籍制度，此刻开始拷问公民的法律与诚信意识。
2001年，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多名应届大学生通过中介、熟人等方式购买进京指标，价格多为2万余元。这是目前记者在互联网上检索到的最早的报道。
当时，有高校工作人员受访时表示，他们知道有学生购买进京指标，但这种交易行为是学生与单位私下进行的，在办理签约手续时，没有表现出其违法性，学校也不方便对每个学生都进行调查。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位资深教师近日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大约在10年前，他开始听说一些学生从公司里买进京指标的事情，“最低的价格是2万元”。
这在当年已算不小的数目。这位教师说，当时，试图留在北京的学生大部分希望能有北京户口，如果单位不能提供，有人就会选择买户口这条路。如果实在没法搞定户口，有人可能选择回老家。
留京指标的生态在当年也不容乐观。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为了控制留京大学生人数，毕业生只有获得大学的留京指标，才有资格获得用人单位的进京指标。但是，不少获得留京指标的学生，无法获得进京指标。
负面消息也在留京指标身上出现了，据报道，2003年，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被媒体发现“要价1万元卖留京指标”。此后，买卖留京指标的消息不断传来。
与此同时，北京市人口形势依然严峻，根据公开资料，北京2001年的新增外来人口为6.7万，2002年，这一数字迅速变为24.1万，2010年又突破了90万。
北京的应届大学生也更多了起来，这种增长的原因之一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
与这些飞速增长的人数形成对比的是，2001年到2012年期间，获得北京户口的外省市户籍人士人数依旧稳定。2001年，这一数字是15.9万人，最多的是2005年，共21万人。
相比之下，这些户籍数量无疑是杯水车薪。
记者注意到，根据媒体报道的数字，地下户口指标交易的价格由2万元增长到2.5万元，2009年出现10万元的价格，2011年有的升为16万元。
2011年的这次价格上升，或与一项新政策有关。当年，北京从严控制高校毕业生引进，缩减了留京指标，有官方消息估计该指标将比前一年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记者了解到，目前，有机会落户北京的主要有以下人群：军人、应届毕业生、工作调动或者安置到北京的公务员、来京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来京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的创业者以及随亲属入京群体(配偶、子女和父母)。
在这当中，大学应届毕业生获得户口要比其他人群简单许多，他们只需找到一份能解决户口的工作即可。这也就是倒卖北京落户指标大部分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原因。
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仍有一些途经可供选择。例如，办私营企业达到一定纳税额、在京经营时间、吸纳北京市本地务工人员，又比如，依靠结婚、投靠亲属，或者利用一些鼓励性政策。
一些符合一定道德标准的外省市户籍人士获得了北京户口。公开资料显示，1997年，一家银行的保安员杨晓东勇斗持枪抢劫银行的歹徒，挽回国家财产100万元。因工作突出或见义勇为获得北京户口的，还有2001年、2005年的另外两位保安员。
但，这毕竟只属于少数人。
“如果有学生留北京，户口的重要性还是比较大的，毕竟北京户口有很多隐性福利。有没有户口，买房、买车都有天壤之别，小孩上学也是个问题。”前述清华大学老教师感慨。
根据最新报道，北京地下户口指标交易的价格已涨到70万元。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些户口中介，报价多在数十万元。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郭嘉伟 施文荻《中国青年报》(2014年09月15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