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方面也必须要推进改革。总的原则就是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守住底线说的是要守住耕地红线。中国粮食自给率现在是88%多一点，如果要保持在95%以上，耕地必须要有18亿亩以上，所以中央要定18亿亩的红线，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来推进城镇化。
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韩俊说，据他们计算，到2020年，中国推行新型城镇化大约需要20万亿到27万亿元。按现行的办法，这么庞大的融资需求是难以满足的。现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偏大，要让市政债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解决法律层面问题，约束机制也要建立起来。建立一个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另外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可以用科学经营权的方式来融资，包括资产债权化，包括公共私营合作制(PPP)。
第四个方面，必须要向污染宣战。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特别是像空气污染、水污染，需要超越行政边界，采取跨辖区管理机制，这也是改革。现在京津冀已经建立了这么一种污染的治理机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加紧完善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私人轿车在大城市作为交通工具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方面北京走了很大的弯路。
问与答
问：如何处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韩俊：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6%左右的时候，农村还会居住4亿多人口，比现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所以，现代化一定是双轮驱动的，一个轮子是工业化、城镇化，另一个轮子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如果认为搞工业化、城镇化可以让农民进城，农村、农业问题会自动解决，那就太天真了。怎么让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怎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防止农业的萎缩、农村的凋敝，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搞城镇化的任务更艰巨。
今天我没有展开去讲，比如我们的农业怎么能够形成适度的规模，我们的农业怎么能够更有竞争力，我们的农业怎么样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都需要政府更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也需要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面专门有两章讲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农村的水、电、路、气、房，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文化，都需要有人去管，有人关心，都需要国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不讲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光搞城镇化，那不是新型城镇化。
问：中国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绝对化？
韩俊：首先说城市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它的集聚效益才能体现出来。中国很多城市还没有达到理想的规模。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不能认为城市越大它的集聚效应就越明显，每一个城市都有它适度的规模，还要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
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做了一个比较。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美国的城镇化道路，东西海岸经济带、城市带。第二种模式是日本模式，三大都市圈。第三种是韩国模式、泰国模式，城市的首位指数非常高，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集中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
中国的城市化一定是形成一个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这个合理城市空间布局就是中央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面强调的城市群。我们要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工，改善它的连接性，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健康的城市化道路来。这是由中国最基本的人口资源环境格局所决定的。
问：新农村建设如何和城镇化对接？
韩俊：农村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让务农的人能够有奔头，种地有收益，当农民能够体面。如果将来种地不赚钱，搞农业没有奔头，当农民不体面，农业、农村就没有前途。
今后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要实现三个目标，最重要的是得有人。怎么把一部分青年人，起码是中年人留在农村，让他专心务农，这是一篇大文章。我最近到苏州市调研，他们开始讲要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把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同时要把给农民提供服务的体系建立起来。现在农村基本是机械化生产，服务都建立起来务农才好务。将来一定要解决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种地怎么能够更有收益的问题。
问：国家现在粮价的形成机制是怎么样的？
韩俊：政府对粮价的形成是有干预、有支持性的政策，我们现在建立了最低收购价制度和临时收储制度。每年国家都公布一个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而且这个收购价每年都在提高，最近几年每年平均提高8%-10%。当市场价低于最低收购价的时候，政府就入市。我们对玉米对大豆有临时收储制度，当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临时收储价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入市。这样一来让粮价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保护农民的利益，中国的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已经是比国际市场要高了。
现在农民种粮的收益比较低，主要的原因是粮食生产的规模太小。现在全国种地的农民有1.8亿户，93%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于1公顷。我走了这么多国家，只看到埃及的规模比我们小。（记者 方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