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到司法局后，廖曜中分管的业务是法律援助和司法干校。据一位司法局干部介绍，这些分管业务在局里来讲是“靠后”的。在与廖曜中共事的4年多里，有两件事给这位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廖曜中初到局里上班时，经常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直到两年后才偶尔开一辆“福特”小汽车，这与有些局领导所乘坐的“丰田霸道”形成了鲜明对比。还有件事是，一次年终评先评优时，廖曜中曾发牢骚：要严格依据标准评干实事的人当先进，而不能搞平衡照顾的“小圈子”。
另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则评价廖曜中，文笔很好，固执又清高，但在经营关系方面不是强项，“仍然是棱角分明的人，很骨感，单纯，不复杂”。
但他们都没有想到，廖曜中会摊上“局长互殴”事件，并因此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正是在那次事件之后，廖曜中才开始被舆论贴上“官场异类”的标签，这部分来源于他在那次冲突发生后的表现，他不仅公开面对媒体，甚至明确表态“自己进入官场就是为了研究腐败，反腐败”。一时间，在各大论坛的帖子里，他成为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讲正气讲正义”的好官；他也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并迅速拥有了数以万计的粉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知晓他的事迹，并期待他可以为自己鸣冤。
3年后，再次提起往事，廖曜中选择将更为真实的情况和盘托出。
“什么理直气壮地做一回顶天立地的人？你做个屁！实际上是借助媒体保护自己，媒体也需要主题需要亮点，希望听到我这样的回答。”廖曜中说，“这样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为什么一头老实本份、温顺的牛会变成一头斗牛，这是被环境逼的。”
因为那一次的公开“爆料”，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反感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廖曜中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并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官场上的朋友都对我敬而远之，同样让我活得很累，是另外一种累。”廖曜中颇感冤枉。
记者曾先后拨打过六七位与他共事官员的电话，其中的大部分人均警惕地拒绝采访，除退休的老干部外，仅有一位在职官员愿意以邮件方式接受采访，他特意强调“希望匿名处理，原因你懂的”。
去年，廖曜中向组织部递交了辞职申请，并开始以律师的身份办理案件，并进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站。
如今，在一些朋友眼中，廖曜中读书人的神采已经恢复大半。记者第一次见到廖曜中，他正在中国美术馆门口的报摊上翻阅着一本新闻杂志，文章的题目是：《史景迁：别样的眼光看中国历史》；第二次见面，他穿着印有小熊图案的棉鞋在屋里踱步，手举着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但在另一些时候，廖曜中仍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仕途中断流露出颇多扼腕之情。他一再提起1995年从党校毕业后，原本可以留在北京进入某中央单位工作，“到了下面，本来是想借助那个平台把自己浮上来，想不到轻敌了，被水草缠住了”。
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司法局干部在邮件中回复记者：官场的“潜规则”，结果往往导致不正常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廖选择离开盘桓20余年的官场，这无疑是他个人仕途的悲剧，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剧，这值得我们每位公职人员去深深地思考。
有人评价他，“做律师搞研究都可以，唯独做官不行”。“当干部还真是有挑战性，是一门学问。”对此，廖曜中沉默几秒钟后，抬起头说。
一个多月前的3月10日，他带着一张“公务员辞去公职申请表”最后一次走进市委大院。工作人员在“同意辞去公职”这行字上盖上红色的公章。
“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赌场，赌的规则是不定的，什么都可以用作筹码。”廖曜中这样形容自己已然终结的仕途，“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记者 林衍 实习生 刘晓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