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星级酒店内，销售高档酒的柜台显得很“寂寞”。
酒店大堂
难见土特产“扎堆”
在昌平一家度假酒店，营销经理邵先生说，八项规定出台以来，酒店承接的会议数量明显减少。“往年年初，在大堂的过道上，各家单位的年会的会议指示板摆成一排。今年由于大环境压力，没有收到一个政府机关年会的订单。”
1月20日，在这家酒店的走道上，只贴着两家私人企业的年会指示标。邵先生说：“政府部门年会的单子都是大单子，除了开会、吃饭，还要买酒店温泉卡、商品购物券。今年商品部几乎没什么生意。”
这家酒店一层的商品部，销售北京特产、茶具、箱包等商品，价格要比外面贵几十甚至上百元。“往年政府部门的员工来买，用的是单位集体购买的代金券，但酒店的商品部现在门庭冷落，买箱包纪念品的店面临关闭。”
会议安排
不再准备“纪念品”
酒店生意的萧条，在北京一家国企办公室工作的常先生也有感触。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安排公司会务、接待与会人员。“八项规定”出台前后，在为与会人员安排酒店、订餐和准备“纪念品”等方面，常先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
“反腐”之前，公司用在会后订酒店的费用，平均一个月有10万元。“2013年年初以来，会后安排酒店、订餐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一半，花销也比以前少了差不多一半。”常先生说，需要公司安排用餐的，主要是到公司考察的上级主管部门官员，以及与公司有合作项目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常先生说，2012年，几乎所有来公司开会的人员，会后都会给安排到星级酒店用餐，外地来京的要安排入住，还要准备“纪念品”。平均一个月有20多次，有时候一天两三拨人，但“反腐”之后，到外面吃饭的次数几乎少了一半，留下住酒店的几乎没有了。有时，一些人开完会后就走了，如就餐则安排到公司食堂吃自助餐，一顿15元。
以前订餐前，领导很少跟常先生说要控制花销。对董事长出席的宴席，“排场都会搞大一点。”但“反腐”之后，需要外出订餐时，董事长会明确交代，总花销不要超过多少钱。“吃饭前，我会告诉酒店前台哪些菜不要上，纪念品干脆全部取消”。
■ 个案
酒店礼品店生意“跳水”被迫关门
“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七八十万元的流水，2012年10月开始走下坡路，最低的时候一个月1.3万元。”去年6月，邹筱月（化名）关闭了自己开在湖北武汉一家五星级酒店内的礼品店，她很庆幸自己的决定，因为像她这样的店铺基本上都赔了。
邹筱月介绍，因为身边有朋友在酒店里开服装礼品店“挣了大钱”，她在2009年花29万元盘下朋友其中一家店，进入到这个行业。销售的商品包括高档男装、女装、行李箱包、皮带、冬虫夏草、香烟等。
在邹筱月店里销出的商品以公款消费居多，顾客包括电力系统的煤炭行业，还有政府部门。“我们这个行业是暴利，1万元的生意只有两三千元的成本。”邹筱月说，生意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卖出40多件衬衣。
她回忆，这批男士衬衣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人以“会务”的名义买走的，单件价格超过了2000多元。因为缺货，当晚只能坐着动车去外地调货，最终在第二天把货交到了买家手中，一单下来就是8万多元。“钱挣得很爽。”
2012年夏天的时候，邹筱月的店里每天还能进账七八千元，直至当年11月，她发现生意开始难做起来。“到了2013年，就更难生存了”。
去年开春，邹筱月店里的礼品基本卖不动，最低的时候月收入只有1.3万多元，而店面租金要8500元，她店里的四名营业员工资全是倒贴出去的。“我开始还在找问题出在哪里，换营业员，换店面装修，都没用。”
据邹筱月透露，去她店里买东西的基本都是公款消费，她给开出的发票都是商务费、住宿费、会议费等，“客人要什么我就给开什么票。”
但去年她发现，店里开出的发票减少了很多，有的月份完全没有开出发票。“不会像以前那样老有人发短信给我说要开什么样的发票。”
撑到去年5月，邹筱月手上压了30多万元的货。最终，她以5万元的低价将店转让了出去。
邹筱月说，她认识的同行现在基本都赔钱了，其中一位朋友，从最风光时的10多家店，到目前仅剩6家艰难维持，且都到了面临关闭的境地。“他们也和我一样，基本都快要破产关门了，都在寻求今年转型或改行。”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雪莹 王卡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