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刊登的论文认为“现代改良品种往往需要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和高的物质投入。因此把单产的增加都归功于品种改良的贡献则是抹杀了其他因素的贡献”，作者李海明通过计算得出“大约73%的产量增加是靠投入增加而换取的，而剩下的27%的产量的增长是由品种改良贡献的。”
《财经》杂志则说得更直白--“按照官方解释，组织制度、市场化，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工及物质投入、技术手段改善均是使中国粮食增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则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的增加。”
没错，虽然通过改良各种水稻性状提高单产是中国育种工作者一直不变的目标（从大跃进时代开始，普罗大众就对“亩产”二字魂牵梦萦），但杂交育种与化肥农药哪个对产量促进更有效，恐怕还值得推敲。众所周知，超级稻正是高肥高水的代名词。
一亩水稻千斤重 可惜不能换地种
顾秀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抨击袁隆平时，她却打准了一个要害--“袁隆平院士的路线是追求单产冠军，在技术上搞的是专种专肥，这里有一点锦标主义，适宜的范围很小。只要想一想：中国有高产田有低产田，增加粮食供给，低产田、低产区的潜力最大。袁隆平的锦标赛模型不尊重各地栽培条件的多样性，一味地用专种专肥造锦标，不关注在中低产地区普遍性提高单产，这是取巧走捷径、走旁道，不是走正道。”
没错，以亩产926公斤的“袁氏超级稻”为例，不仅需要高肥高水，还必须人工插秧、七天一打药、人工除草和量身定造的“配方精确施肥法”，总之“不能计较成本”。注意，这还是建立在5个农技专家天天吃住在试验田、选田也是选在“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阳光充沛，雨量充足，小环境气候非常适合”之所在的基础上……
难怪有人统计：专家的产量和农民的产量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850公斤的专家产量，到农民种植时能做到650公斤已经不错。
因此，亩产近千公斤的超级稻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剧本--“在水肥条件好、小气候条件好、栽培水平高的地方，选择便于管理、参观的地块建立超级稻百亩示范片，重肥、密植、精管，严格防病治虫，成熟时组织专家测产验收，再通过媒体宣传”。
敢问，这和普通农户大规模种植有什么关系？
这种毛病不止出现在袁的团队，已经波及到整个中国水稻育种行业。2006年时，很可能是世界水稻亩产的最高记录在中国云南诞生，“协优107”超级稻达到了亩产1287公斤的水平。这是什么概念？几乎是中国平均水稻亩产水平的三倍！
后来，袁隆平淡淡地对记者说，他去过“1287公斤”的现场，那里低纬高海拔，日照很丰富，水稻的生长期很长，特别适合水稻生长。在平原地区130多天生长期的品种，在那里是270天，病虫也非常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创造了高产纪录，“主要是生态环境特别好”。
“在那个地方可以，但没有办法推广。”袁隆平专门补了一句。
史记·隆平世家
袁隆平这辈子已经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创并完善了中国的水稻杂交育种事业，二是给很多人提供了饭碗。
杂交稻的一个巨大利益诱惑点在于：这种水稻是无法留种的，农民每次播种时，都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小麦从1952年的48.8公斤每亩增长到2008年的317.5公斤，增长6.5倍。这个增产幅度要远高于水稻，可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小麦可以留种，宣传它做甚？
正因此，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这个“为国争光”的领域当中来。你只需要利用大量现有的不育系和恢复系材料，选配一个新的杂交稻组合，就可以去申报新种子。哪怕你搞出来的品种与现有的品种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反正杂交多少有撞大运的成份，万一成了呢？
所以，中国杂交稻主产省每年新申请的种子品种都数以百计，这就诞生了一个巨大的育种产业链。近年流行的方式是拍卖，好的品种以上千万元成交不成问题。最次的情况是，一个组合能卖出两三百万元，最少不低于100万元的价格。
这“炒种子”的泡沫可远不如楼市坚挺。据统计，2013年杂交水稻余种量为2.6亿斤，占需种量的50%，供种余量达历史最高，生产严重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