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曾主政中远太平洋的徐敏杰，一度被认为在码头业务上十分进取。
2010年《珠江水运》刊载的一篇对徐敏杰的人物报道也称，徐敏杰“大着胆子把步子迈开，扩展的触角首先伸到‘内地码头合作'上”。2007年上半年，徐敏杰“一举签订3个内地码头项目合作协议”。
进入中远集团层面后，徐敏杰主管安全方面的工作，并未涉及实际经营业务。近年来徐敏杰主管的业务均未直接牵涉高价船租约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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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亦有腐败内因
早先中远集团的腐败案中，青岛、大连案件均涉及高租金船租用中的寻租。而高租金船正是导致中国远洋在金融危机之后巨亏的原因之一。
在7月份被调查的大连远洋孟庆林案中，起因是大连远昌原总经理高福生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违规签下数艘高租金散货船合同，开展相关业务非法获利，进而牵扯出孟庆林。
青岛远洋的宋军腐败案情则更明晰，2006年到2008年期间，宋军与某台湾老板合作买卖、租赁了三艘船舶，获取租金息差、佣金等收入共计1180多万美元，宋军提走了其中的606万美元。
2008年，正是中国远洋大量高价船租约形成时间，腐败案揭示出中国远洋基于扩张的亏损，既有战略激进的因素，亦有内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