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石峁古城的衰落之谜

原标题：失落的明珠——探寻石峁古城的衰落之谜

从2011年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始，目前已接近八个年头，石峁遗址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从遗址外城东门址到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每年都有新发现，尤其是2016年皇城台发掘以来，在考古发掘期间几乎天天都有新发现，用考古队员的话说：惊喜不断。各类奖项也是拿到手软。对于我而言，石峁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区域。熟悉，是因为近年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作为一名与之相关的工作人员有幸全程见证；陌生，是因为相比于那些早已毁灭的和未发掘的部分，我们还是所知甚少。仅石峁古城的面积（城墙围起来的部分）就超过了400万平米，已发掘的（包括回填的部分）最多2万余平米。关于石峁遗址的报道铺天盖地，关于石峁遗址的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人们出于猎奇心理聚焦于遗址又出土了什么（文物），人们用赞叹的眼神打量着那精美的文物，用神秘的浪漫主义情调望向那断壁残垣。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是富裕而强大的族群，可我想知道的是他们费尽心血建造起来的宏伟建筑因何而废弃？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在探讨石峁衰落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石峁古人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定居。石峁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紧邻毛乌素沙漠，地貌特点：千沟万壑，植被覆盖率低，到处是裸露的沙地；气候特点：干旱缺水，春季风沙，夏季暴雨，冬季严寒漫长，这便是石峁如今的景象。当然，我们不能怀疑古人的智慧，因为4000多年前的石峁并非如今这般荒凉。据史书记载，在距今4000年前的虞夏时期，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洪水肆虐：“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1]；“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2]；“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3]。这些文献的记载为我们解答了石峁古人选择黄土丘陵地带的原因。大量的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变迁方面的资料证明，石峁时代的黄土高原地区有大面积的森林覆盖[4]，降雨量比现今高出约100~200㎜[5]，年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2~3℃[6]。

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时代，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高于我们现代人，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地貌对人类的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地貌和气候条件。截至目前，石峁古城是整个东亚地区已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毋庸置疑的是石峁古人过着定居的生活。在石峁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已经碳化了的黍、粟、麻类农作物和农用石器。早在4000多年前，石峁所在的黄土高原，黄土堆积面宽阔平坦，质地疏松，气候适宜，有利于石质工具进行简单的土地开垦和浅种直播等原始农耕活动。黄土本身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元素，保证了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原始农业取得较好的收成。

在夏正楷先生编著的《环境考古学》中讲到，在史前人地关系的研究当中，人们比较关注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而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常常被忽略[7]。实际上，从人诞生的那天开始，人类就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农业活动会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坏和土地的贫瘠化，后者反过来也会带来农业的衰退。西罗多德讲：“人类大踏步地走过风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紧随其后”。在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一书中讲到，农业意味着改变自然的进程以满足人类的利益，因此也意味着干预自然的生态循环，通过排除不需要的物种，人类偏爱的物种大为增加。历史研究表明，单一作物不利于生态多样化，尤其是对土地有着较为致命的影响，植被覆盖的降低，土壤的侵蚀度增加，同时肥力也在减弱。前面我们讲到黄土对于原始农耕的诸多好处，现在我们来说说黄土的致命缺陷。看上去肥沃的黄土地，实际生态极其脆弱，由于他疏松的质地，在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后，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恢复力极其缓慢。直到今天，黄土高原依然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石峁古人是如何在500年的时间里将植被繁盛的土地变成了荒芜之所。考古发掘表明，石峁古人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而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耕定居者的繁衍后代能力远超于狩猎采集者，狩猎采集者成熟女子四年生一次孩子，农耕社会的女子基本两年生一次[8]。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更多的柴薪、更多的陶器（烧制陶器需要大量的木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大面积的草地被开垦。在残存的石峁古城的墙体中，纴木的孔洞不计其数，还有漫山的陶片，想想看，这又毁掉了多少林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在多次的汇报中提到在北起包头-岱海一线，东到山西的吕梁山区，南到延安一带，西至毛乌素沙漠，在这大约15万至2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有600多座这样的石头城，仅石峁所在的秃尾河流域（黄河的一级支流）就有300多座。不管具体数目是多少，密集的人口终究难以为继，不得不靠卫星聚落来疏散。随着人口的膨胀，资源日益减少，这片土地超越了自身的承受极限，最终人们不得不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对土地的开拓产生了这样一种进程：垦殖——破坏——继续前行（或坐以待毙）。

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黄土高原树木再生速度比不上砍伐的速度，从而导致森林消失的悲剧，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太多的族群因为人口与资源失调而自食苦果，玛雅文明的崩溃、复活节岛物种的灭绝、中世纪格陵兰岛维京人的消亡、卢旺达和海地的悲剧……在公元10世纪，一位萨曼王子确定了4个人间天堂：撒马尔罕地区、南波斯、南伊拉克及大马士革。今天只要去过这些地方的人都会惊讶于曾经天堂的称呼，它们饱受战争之苦，但战争只是其衰退的次要原因[9]。

从小生活在黄土高原，我深知一场暴雨过后，这片土地会是什么样子，道路冲毁，沟壑加深，新的沟壑出现。就拿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后山来说，自从我来到石峁遗址那天起。我就开始关注它的变化，从前的沟壑更深，每一场暴雨过后都有新的沟壑出现。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同一地块中，坟茔高于四周田地，我们都知道坟茔上面杂草丛生，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些丛生的杂草减弱了水土流失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这几年我的亲眼所见。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讲到，农业是人类最大的骗局[10]。我则认为农业是土地最大的天敌。就在几天前，我还听到有人说石峁4000年来的地貌变化不大，每每听到这样的观点，我都想说：看看那些考古队员从黄土掩埋中挖掘出来那高厚的墙体吧！若地貌没有任何变化，遗址又是如何被掩埋的？

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说，“我们现在敢下一个断案，那就是地下的种种情况有左右地上居民的势力。那种势力的作用，常连绵不断。他的影响虽然不能见于朝夕，然而积久则伟大不可抗。”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却没有能力修复，自然资源只有在取用速度慢于再生速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500年的时间足以让石峁的生态系统崩溃，让这片土地从美好变成噩梦。可喜的是1999年退耕还林工作率先在陕西开始试点，十几年过去了，成效显著。对于这一点，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小时候每年经历的沙尘暴天气，近年来已基本绝迹。可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还是低的可怜。每当我行走在这片没有树荫遮盖的土地上时，我甚至在想，这里真正需要的是园艺工作者和生态建设者，而不是考古专家和我们这些所谓的遗址保护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所谓历史的最好教训便是不再重蹈覆辙曾经衰亡的经历。

我知道历史不会重复，今时也不同往日，可如今的环境问题则更为严峻，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中有毒化学物的增加、能源短缺和人类对地球光合作用的极限利用等等。如今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富裕的社会，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乱用环境资源的陷进。或许是我过于悲观，但认为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否过于乐观了一点？再看看废墟中那些宏伟的建筑，这些遗址的规模足以证明古人的智慧、财富与权力，可如今除了考古学家们的点滴解读，无人知道他们的过往。所以我经常会想：这样的命运是否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未来的某一天游客们会不会满怀浪漫神秘的情调望着锈迹斑斑的摩天大楼的遗迹，就像今天的我们注视着石峁遗址？

杨瑞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参考文献]

孟子.《孟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陈广忠.《淮南子》[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

兰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周昆叔.《中国古文化与环境》[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王乃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8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Against the Grain. James C. Scott.  [M].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17

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其他参考书籍：

汤卓伟.《环境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A.H.丹尼.《中亚文明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杨瑞.《石峁王国之石破天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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