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度看，京晋浙三地试点已经开始了，3月底要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6月底完成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此外，今年重点工作还有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和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王岐山来说，全国两会的确是一个非常好“吹风”平台。
值得留意的是调查权的问题。
早在去年11月底，王岐山调研试点省市的时候就讲过，“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现在看来，在监察委的监督、调查、处置这三大职责中，调查处在一个核心环节，而且必须取得立法机关的赋权。
王岐山特别点到了“留置”这个手段。“留置”的意思可以参考公安机关常用的留置执法。这个提法考虑解决的，应该是以往常见的“双规”“两指”中出现的问题，从法律上对其权限、程序、时间、地点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范，使得这一手段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句话最要害，涉及改革的基本立场。
王岐山这样说：
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讲“广义政府”，不是第一次。至少去年年底，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就讲了一次，“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监督全覆盖，比如，巡视和纪检组派驻“不留死角”，也是在呼应“广义政府”。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这句话。怎么理解？岛叔想提醒大家注意接下来的一句话，提到了“四个自信”。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凡是讲到“四个自信”，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强调不要从某种流行的西方理论出发来论中国，而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政治实践出发，来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既然“广义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认知，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那么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照顾到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王岐山说“广义政府”，承担无限责任，这和西方政治理论中所谓的“有限政府”不在一个频道上。
说到“党政分开”这个词，被很多人用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但当时的语境是，中国要摆脱深受苏联政体影响而导致的“党政不分”这个问题，因为严重束缚了改革。
《邓选》第三卷有这么一段话：“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讲得很清楚，党政关系，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各有分工，但无论怎么分工，所有考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改善并巩固党的领导。
这是邓小平的“原问题”。我们也必须在这个问题基础上思考党政之间的关系。如果改革的结果丢了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绝不会答应。
不过，一段时期以来，“党政分开”这个词逐步淡出官方表述。而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道路的时候，依然喜欢沿用这个表述，因为在他们的设想中，党政之间是对立的关系，此消彼长。而一些人骨子里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认同，也借此鼓吹执政党“放权”。因此，“党政分开”在舆论场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异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争论的核心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
但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也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王岐山这次提出“党政分工”，并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应该说是正本清源，有的放矢，回归了邓公的本意。
这一届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要为今后的改革搭“四梁八柱”。监察体制改革也是要在体制上确立“不能腐”的现实制度基础，王岐山的改革思考已经非常深入细致了。
循着王岐山的思考，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改革的逻辑，既要扣住眼前的问题，大刀阔斧，也要照顾历史的话语体系，小心梳理，可谓异常精密复杂。其实，中国的改革一直处在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中，高明的改革者一定会在两者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在这点上，学历史出身的王书记深有体悟。
